二、关于完善对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若干建议
综合我们对以上四地的调研，针对当前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背后深层原因的分析，我们对下一步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的完善建议如下：
（一）妥善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均衡关系
1、各地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发展家庭农场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切不可急躁冒进、人为推动。在我们调研的各地，家庭农场普遍是自发形成的，政府一般做的是因势利导的工作。即使在松江有较多的顶层设计的成分，但那也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特定条件下启动的。因此，不可过分迷信政府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动员能力，以防止出现重大失误。
2、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国情的长期存在，要合理控制家庭农场的规模。要认识到即使在中国城镇化率达到85%以上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人口还有2亿人左右，每家农户户均耕地也只有30-40亩，因此不能盲目贪大，要防止人为归大户、垒大堆情况的发生。
3、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地位，政府做好扶持和引导工作。政府对家庭农场发展介入程度不可过深，不可代农户做主，“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要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要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保驾护航。
4、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鼓励家庭农场投入粮食生产。市场也有失灵的领域，在沿海发达地区，农场主出于经营效益的考虑，往往会从事效益较高的农产品的种植，而对粮食的生产不太热衷。政府应该用市场的方法积极引导家庭农场从事粮食的生产，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考虑增加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种粮。从国家层面上，怎么样让真正种粮的人拿到补贴，也是一个需要考虑到的制度设计，在原有补贴不变的基础上，新增补贴可以考虑在售粮环节发放。
5、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治功能，支持家庭农场协会等专业协会的发展。郎溪等地的家庭农场协会在会员之间互通信息、生产协作、担保融资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纽带作用，政府应尽量创造条件，为家庭农场之间的合作搭建平台，促成社会作用的发挥。
6、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积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可以通过由政府设置“家庭农场发展基金”、成立小额“信用担保公司”，推动家庭农场之间的信用联保，探索土地流转经营权证抵押，农业基础设施、大型农机具、农业订单抵押，支持家庭农场协会牵头融资等形式，广开渠道，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鼓励互联网金融开展惠农金融服务，相关政府部门可与相关有实力的P2P网贷平台合作，支持家庭农场从平台融资。
7、充分履行好政府对家庭农场的监管职能，引导家庭农场合法经营。在食品安全、农地依法使用等领域应充分发挥监管作用。
8、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经营风险很大，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作支撑，单靠家庭农场主的一己之力，很难控制成本、降低风险。政府应该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加大投入，建立一个涵盖良种繁殖、农资配送、烘干销售、农技指导、气象信息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以降低家庭农场的经营成本和风险。
（二）妥善处置“三权分置”重大理论创新后的三权利益关系均衡
1、充分有效合理地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支持家庭农场发展。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在家庭农场发展中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在土地流转环节应发挥村集体的中介和核心作用，鼓励由村集体出面，经流出户正式委托与流入户签订合同，保障双方的权益，减少矛盾和纠纷。充分发挥村集体在产业导向、市场营销方面的整合作用，引导家庭农场的联合与协作。充分发挥村集体作为产权人的监管职能，防止土地违规使用。同时也要防止村集体以所有人的名义侵犯承包人和经营权行使人的利益。
2、切实维护流出户的土地承包权益，充分照顾他们的核心关切。不可为了促进家庭农场发展而忽略土地流出户的利益。首先要抓紧土地的确权工作，明确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消除农民的顾虑；二是探索土地租金的调整机制，照顾流转双方的利益，鼓励、推广实物折价的方式计算租金。探索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化的形式量化落实到每个农户，使得农民可以安心将土地流转。
3、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土地经营权的维护，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流转双方签订正式合同，及时调解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维护家庭农场主的合法权益。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为家庭农场提供相应补贴，调动农场主的经营积极性。
（三）妥善把握家庭农场的发展与统筹城乡发展关系的均衡
1、充分认识到推进城乡的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就事论事无助于家庭农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表现在农村，根子却在城市”，只有切实解决2.6亿城市务工农民在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让他们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困扰家庭农场发展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完善农业补贴的投向，将农民工的投入纳入三农投入范围。新时期以来我国对三农的投入越来越大，总体来说，广大农民是欢迎的。不过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少抱怨。比如补贴“撒胡椒面”问题、“平均主义”问题、“种田的拿不到补贴、不种田却拿到补贴的问题”等等。但我们发现的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三农投入总是就农村论三农，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2.6亿青壮劳动力已经流入城镇，如果忽略这一块的投入，就犹如“刻舟求剑”，三农问题的投入就会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建议：原有三农投入存量方向保持不变，新增部分除了集中财力解决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的问题之外，留出一个较大比例，用以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问题。
3、明确宣示不论农民工户籍是否转移，原有土地权益长久不变。现在，很多农民已经在城市实现了稳定就业，之所以不敢转户口，主要是担心土地会被收走，这已经成为他们实现真正城镇化的障碍。为了消除顾虑，除了土地确权让农民安心之外，还应该以立法或其他明确的方式保障城市转移农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村产权与户籍的分离，为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4、重点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等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应抓住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劳动力供应不足、房地产发展受困的有利时机，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两个积极性，合理分摊成本，努力解决农民工的安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我们在调查时，不少农民工随着工资收入的提高、房价的下滑，开始有了在城市买房的意愿。如能通过贴息、补贴、购房优惠、企业资助（企业的投入可以抵税）等等形式对农民工购房予以支持，不仅可以刺激内需提供长久动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推进城镇化的进程。进而可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最终可以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的一些诸如土地流转困难等深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