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谁来转变，谁来转化成果，谁来推广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是寄希望在座的，可能有些先生和女士是从事于商业性的或者市场化的农业科技推介工作，我们是历来主张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国家要在基本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农业科技方面，应该尽到应尽的职责，也就是公益性的农业科技，应该由政府，毫无疑问的由政府来承担相关的职能。比如我们其中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三年以内，覆盖到乡村的农业科技推广，叶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二个层面我们当然寄希望与专业合作社，它的需要，它的产品，无论从生产还是到加工，自己有兴趣来做这个事。第三个，大量的民营的、市场化的、社会化的科技服务组织。比如提供互帮组织，提供生产资料供给，提供农产品加工，包括运销，在座肯定有一部分女士和先生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农业科技的推介方面，我们是欢迎大家来投资这一块，来关注这个领域。这是第四个大的问题。
第五个大问题，搞农业也好，农村经济，必然要涉及到土地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耕地18.26亿亩，我们农副经营面积，现在占2.5亿农副经营，平均是7.3亩，全世界最小的规模。有人讲，中国永远不可能达到美国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不可能达到欧洲国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美国农场200 公顷，欧洲国家20—40公顷，日本和韩国也是平均3公顷，中国最多是半公顷。中国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中国绝对有可能超过日本和韩国的水平，城市化一方面推动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那么就为我们的现代农业，为我们农业的规模经营创造一个前提和条件。现代一个农民经营半公顷土地，十年以后经营一公顷土地，20年以后经营两公顷土地，我个人看，是绝对有可能的。事实上中国区域太广大，现在你到黑龙江，到农村企业看，某些家庭经营一百公顷，甚至一千公顷，这种家庭举目皆是，也就是说黑龙江的农垦，黑龙江的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国农业经营的模式。在上海，在北京这样的郊区，你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农业经营的模式，丹麦、荷兰的农业经营模式，当然也包括爱尔兰这种经营模式。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先进模式涉及一个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我们去年全国，我给大家报告了12.4，最近一个时期统计是13.1，那么事实上上海已经高到60%了流转面积。浙江全省是30%，乃至于黑龙江，最近统计是25%，下一步我想从事现代农业，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有关，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带来一个问题，第一，向谁流？流给谁？流给种田大户，还是合作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流转以后干什么？会不会出现非粮化、非农化趋势？我可以鲜明的告诉大家我个人的观点，流向谁不重要，但是流来以后干什么很重要，绝不可以出现非农化，非粮化的问题，绝不允许违背三中全会的要求。因为三种全会在土地流转方面有“三个不得”：“不得损害原承包户的利益，不得从事非农化，不能改变土地的原来的属性。”流给谁不重要，但是绝不可以非粮化、非农化。第其二，一定不能侵害农村的利益，让农民共赢、三赢可以，但是不要单纯的企业的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