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的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模式。在美国农业中的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考虑。但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功能的国情，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的约束和制约。如果美国农业的市场化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应是“笼养模式”。围绕中国特色鸟笼式市场化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万亩耕地红线，还要增加一条新的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其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培育内生发展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两元文明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承担其养育农民、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中国农业与农村，似乎处在落后、被瓦解和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中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所具有的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及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中国许多农村能够作为承载现代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载体而存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目前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农业只承担着中国粮食需求的功能，城市化才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思路，就是要尽快地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的市民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的双赢。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目标定位。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道路，而不是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之路。
第三，通过传统农业与新能源、智能技术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新能源、智能农业的发展之路。鉴于转基因技术、化学工业给现代世界农业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模式。在现代新能源、生物技术与智能化技术支撑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三个转型：一是从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化农业，向挖掘东方智慧价值的传统农业复兴的生态化农业转型。二是从希望于转基因技术的农业革命，向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能源农业革命转型。三是从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单一种植业，向满足生态化、多样化需要的多元化农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