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整合政治"的浮现与路径探析
延续上文的分析，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权力的离散化特征已经相当显着，社会公共权威的虚拟化乃至缺失问题更是发人深省，这已经导致中国乡村社会“碎片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由此，乡村社会如何“重新走向整合”成为了当前中国基层政治的核心话题，本文暂称之为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政治”。中国基层政治的现状已经充分体现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是平行存在和相互独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倒金字塔”的问题系统结构，大量的表面问题背后往往存在着共同的由来，也有很多相似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权威形态的虚拟化可以被看作很多问题的总根子，同时也可以被当作很多问题的集中体现；而如何超越这种“不理想”乃至棘手的现象成为了中国很多人共同关心的话题，“整合政治”的含义即为寻求化解这一困境的政治学路径。
“整合政治”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已经浮现出来。赵泉民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乡村合作运动（主要在江浙两省）的研究认为，若实现乡村社会整合，“对中国来讲，就是要在净化乡村政权的基础上，变更和加强自治组织，发展民意，真正做到由农民选举公正廉洁的人士负责主持，实现社区组织的农民'自有、自治、自享”～。这些建议是根据八十多年前的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提出的，但是至今仍旧十分切中要害。借鉴以上的建议，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乡村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国家政府最关键的工作包括两个步骤：其一是进行国家政权改造，改变传统的国家一农民关系，强化政府的服务者角色，并积极培育新型的乡村社会权威主体，借助他们的力量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既能克服小农经济形态的各种困境，又能维护社会团结和乡村政治的平稳发展；在这里，政府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充当乡村社会未来的“领导人”，如何确保他们取得为民众认可的社会权威，是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其二就是应该适时地促进乡村社会从“权威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的转变，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培养农民的个体自主性意识和现代合作精神，既要防止因相互的过度竞争而导致“再离散化”，也要防止出现因“权威异化”而导致的“过度整合”问题，建立基于平等协商和自愿参与原则基础上的农村基层组织，借助现代民主制度，防范社会权威主体的蜕化，通过维持民众正义诉求的制度表达渠道畅通来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整合。
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需要出现新的社会权威主体，费孝通先生曾十分关注的“士绅”群体可以看作这类人物的前身，但是从中国乡村社会现实来看，这样的人群似乎难以重新再造，国家主导型的社会发展模式注定了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解放前的中国乡村是一个有着“双轨政治”传统的社会，地方社区的自主性相对较强，具备孕育内部权威的政治土壤；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空前强大的国家力量已经将中国乡村的地方性权威清洗一空，传统的价值规范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想垄断之下，信仰与功利成为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而功利更容易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就直接导致了集体意识的消解；而缺少了这种传统社会赖以整合的精神支柱，地方性权威的再现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西方发达国家在l9世纪早期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发展阶段，个体主义思想的极度膨胀给那些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欧美国家带来了社会整合的巨大困境，但通过公民社会的培育和现代民主制度建设，他们最终走出了这种困境。而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如果在个体主义思想已经充分发育的形势下缺少了现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建设，那么乡村社会的“权力异化”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内部权威就必然难以树立起来，“秩序紊乱”的基层政治现实就势必难以克服，而“整合政治”的核心话题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由此可见，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离散和权威虚拟化现象正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转型道路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生态政治”的副产品，而不是乡村社会单独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整体性的社会组织规则不断得到改善，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社会自治才会得以良性运作，而乡村社会的整合也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企图通过恢复传统乡绅式的权威功能来改良现实的理想已经变得极为渺茫。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沿着已启动的社会发展路线继续前进，但是这种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增长的个体性力量的发育，更加需要维持社会行动者之间合理关系的制度设计和文化氛围，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中国乡村社会权威的虚拟化以及政治整合的困境正是其最直接的体现。相应地，改变这种局面的治本之策就在于：建设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理清和化解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关键问题；显然，这是一项民众的集体事业，更是一项国家政权建设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