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气候的影响，过度放牧是草原严重退化的重要原因。”才仁县长说，到小尤尔都斯亲眼看到的情形，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和静县与15个县市相邻。这些县市以及各系统各单位分布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四周，这些地方的牧民也都把牛羊赶到山上来放。最多时，山上有253.08万只羊，而这里的理论载畜量为113.66万只。
才仁县长曾把这些周边的负责人召在一起，试图说服他们减少上山的羊群。但会议在一片争吵中结束。“山下养一只羊成本60元以上，而在山上只需要不到30元，利益的驱使使得牛羊往山上走。”才仁体会到，以一县之力无法控制山上牛羊的数量。
减畜迫在眉睫。巴州党委和政府提出了治理的对策。来自不同层次的压力迅速转化成治理的动力，一系列构想先后出台。
轮牧、休牧、禁牧，让疲惫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每家每户、每个单位、每个乡镇都限定了牲畜的数量，进山的路上设了好几道卡，上山的牲畜，必须有身份牌，没有身份牌的一律不得上山。
控制牲畜的数量，人多牲少，势必会影响到一些牧民的生活质量。牧民们没了羊，靠什么生活？山上生活着3906户14310名牧民，其中贫困户1395户4138人。2005年山上牧民人均纯收入1791元。
羊随人走，要想真正落实减畜，退牧还草，前提是减人，减少牧民对草原的依赖，而减人的办法只能是移民——让部分牧民从3000米的草原下山定居，种地或是从事其他劳动，缓解山上的压力，以生态移民为契机，帮助牧民提高生活水平。
3000米的高度，其路程并不太长，但对这些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的牧民来说，这条路也许非常漫长、艰辛。下山，意味着放弃，也意味着得到；下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重生。
3年间，上万名牧民将携着他们的家当，走下山，来到一个令他们陌生的地方，开始他们并不熟悉的生活。
蒙古人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
34岁的苏开，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很多，脸庞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眼神让人感到一种忧虑。
“我除了放牧，什么都不会。”苏开也知道山下看病方便，挣钱的机会多。可他也知道，干什么都需要手艺，可自己除了放牧，会什么手艺呢？
2006年9月，苏开同1355名牧民下山，被政府集中安排定居在农区的一个村子——察汗乌苏村。
这里曾是一个农场。平坦宽阔的土地上，一砖到顶的新房排列得整整齐齐，每间新房都有50平方米，都通了上下水和电，每户房前还有菜地、厕所。乡里的干部说，每间房子政府投入3万多元，每家的电视也是政府给配的。每户按人头每人还划拨了7亩地。为此，州、县每年自筹资金上千万元，政府期望牧民兄弟早点过上富裕日子的心情很急迫。
但急迫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一次次跌落。从马背上下来，放下牧鞭的牧民们对政府给他们的一切心存感激地接纳，但对于他们陌生的生活方式，却矛盾地捧在手中。
“下山种地，那还是蒙古人吗？”和苏开有一样想法的牧民有很多。山上多悠闲啊，骑着马漫山转，累了下马躺在绿草上，望着蓝天想那些美妙的事，虽然生活苦点，但没有压力啊。
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以牧为生，离开这个草原，放弃牛羊牧歌，怎么向祖先交待？
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山上山下的很多人都表示出不同的担扰。
才仁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蒙古人的后代，做为一县之长，他背负着造福一方，让乡亲父老过上好日子的重任。
刘进喜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身为巴州党委副书记、主抓新农区建设及生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改变巴音布鲁克的面貌，使广大牧民脱贫致富，绝不仅仅是从山上搬下一些牧民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刘进喜说，这需要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做细致的工作，不然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移民，但因财力不足、配套措施跟不上，200多户下山的牧民，在山下呆了些日子后，又先后重返山上。
“每天上工都吹号，大家集体出工，挣来的钱大家分。”包海是第二次下山了，他时不时地回忆起十年前第一次下山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