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怎样进城
农民工怎样进城，或说如何让农民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里讲两个故事。
一是我们的沿海有些地方给当地农民的征地赔偿，过去讲失地农民都是不好的词，因为失地让人们想起贫困，但是沿海有些地方都挣盼自己成为失地农民。一个地方要征地，每家每户都在垒墙头，墙头垒得越来越越高。根据我国法律，农村三层以上建筑就算是违章建筑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失地农民垒得多高，就补得多高。像一家有六层房子，拆掉后就可以在城市中补偿到六栋楼房(在发达地区)。补偿是对的，但补偿完后，大块的收入到哪里去了？被土地的使用者和政府拿走了。而政府把土地租金拿过来，只给了本地政府、开发商，一部分给当地农民，但实际上土地租金的创造，其中有一大块贡献是外来劳动者带来的，却没有分享到这块沿海地区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福利。沿海地区如果离开外来的劳动力，没有经济发展，地价怎么会涨这么快？这在理论上是必须澄清的。我们不是随便提出应该让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政策和廉租房制度，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参与了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和土地租金的提高。
另一个故事就是农民工进城的困惑。这是来自苏北城市的政府的看法，地方市长讲如果按照未来的城市化目标，平均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城市居民需投入15 —20 万，包括公共和个人投入。沿海开发规划确定到2020 年城市化要达到65%，而目前是45%，因此今后10 年需要转移160 万农民进城，这样算起来需要2400—3200 亿的大规模投资，政府财力无法支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刚说农民工进城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钱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当中的土地增值收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个土地增值收益或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呢？为什么不能让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带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换取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呢？而我们做的事情跟这个相反：我们把这个东西限制住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地你们不能卖。要卖也在本市的市域范围内，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征用，让国家再把这土地招挂牌卖出去，然后补偿你一点。不管怎样，市场运作是在本地范围之内的。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制造业，服务业缺乏空间的情况下，土地的增值收益当然小。所以，为什么像沿海地区上海这些地方，经济不断往前跑，制造业、服务业不断往上上，但却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跟这方面有关，就是我们的土地使用规划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完全是脱节的。今后需要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和土地使用权这个资源的配置方向一致起来。
我们比较了中国的两个指标，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城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前一个是在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后一个是在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比较的结果是中国，从全国来看，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新建城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平均每年是7.77%。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 4.56%。也就是说，我们的面积扩张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土地的扩长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
再把这些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来分析，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东部还好，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平均每年只有1.8%。到了中部，这两个数据指标之间的差距就达到了2.9%。而在西部，两者的差额居然相差达到了每年5.23%。这说明，越往内地，城市化进程其实只是土地使用面积在扩张，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这又和我们的土地规划有关系。
最近又有一个观点，说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放开，就会造成农民的失地。如果有一天，进城的农民发现他们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想回去，但农村没地了，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关键问题在于，今天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流转，是不是有市场价的？如果有市场价，以后我有钱了就可以用钱把它买回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是有没有市场，有没有机制，有没有承认这种资产的性质。这也才是解决中国未来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和城市化进程方向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