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被国有企业普遍采用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道路，十年之后，被用来冲击农垦这个农业领域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看起来，海南农垦是在借鉴已经成熟的工业化理念来改造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但事实上“老路新辙”，农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比中海油这样的大型国企改制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
2010年12月10日，北京。
海南农垦集团、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王一新故作镇定，看看身边的人，眼圈都已经泛红，几条大汉终于都抑制不住，抱在一起，哭出声来，他抹了一下眼角，发现自己也有泪水。
这一天，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海南橡胶(9.85,-0.15,-1.50%)的上市申请。2011年1月7日，海南橡胶A股上市，发行价5.99元，当日涨幅83.81%，募集资金47.08亿元。
“我们使出全身的劲推动海胶上市，一旦挂上资本市场这辆战车，那就谁想退也退不回去了。”当时兼任海南农垦总局局长的王一新说，以海胶上市为标志，海南农垦改革实现全线突破。
2007年，海南农垦还是一个政企不分的“独立王国”，医院、学校乃至公安、民政，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有的职能，海南农垦都拥有。垦区105万人，退休干部职工就有19万，农场经营入不敷出，职工群众生活困苦，部分农场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海南稳定最大的隐患，有“农垦稳则海南稳”之说。
4年之后，海南农垦总局与海南农垦集团政企分开、社企分离，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总局92家农场重组为49家，正逐步移交地方；海南农垦集团下属海南橡胶成功上市，成为A股市场“农业板块市值第一股”，短短半年之内进入四大股指成分股，83家海南橡胶分公司重组为25家，畜牧、种业、花卉等热带现代农业板块成立专业公司，正积极冲刺上市；触角伸向金融、物流、旅游地产、休闲度假等多个行业。
在改善民生上，垦区集中解决了40万人的安全饮水，集中修建了4000公里的场区水泥路，集中完成了农网改造，职工群众电价从每度1.28元降到了每度0.6元。已建成垦区保障性住房12万多套，再通过两年努力，将实现垦区职工群众户户拥有一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历史拖欠的工资、医疗费、养老金、社保欠费全部还清。职工收入明显提高。
2006年前后，海南全省派人支援海南农垦维稳，现在成了海南农垦派人支援地方维稳；2007年海南农垦亏损近5000万元，2010年，海南农垦实现利润超过5.2亿元，2011年利润有望超过8亿元。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在海南省委、省政府递交的关于海南农垦改革进展的报告上批示：实践证明，国务院关于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总结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王一新和他的搭档原海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现任省人大副主任张力夫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得益于国务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农垦管理体制进行的深刻变革。也就是坚持了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并且不断推动海南农垦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初步建成了以天然橡胶产业为核心的现代企业集团。
大道至简。一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被国有企业普遍采用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道路，十年之后，被用来冲击农垦这个农业领域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巧合的是，此时主政海南的卫留成和操刀农垦改革的王一新这两位关键人物，都亲历过中海油由传统国企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前者是中海油前老总，操盘中海油改制上市；后者曾经担任中海油办公厅主任，卫留成的旧部下，参与了中海油改制上市决策的全过程。
看起来，海南农垦是在借鉴已经成熟的工业化理念来改造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但事实上“老路新辙”，农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比中海油这样的大型国企改制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
“退场”风波与中南海决策
2007年夏季的一天，海南儋州八一农场，现场剑拔弩张，大量群众要求“退场”。刚刚从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转任海南农垦总局局长的王一新和党委书记张力夫赶到现场，直接面对群众。王说：“我是农垦总局的新任局长，可惜不是在20年前。20年前当这个局长，是何等的荣耀，你们大家写了申请、敲锣打鼓要求加入农垦，而我刚上任，大家却都要弃我而去。这不怪大家，是农垦让大家受穷了。在一起，我们是好兄弟；你们坚持要退出，我们也仍然是好邻居。但是我要说，现在，国务院、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南农垦的改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计划。3年之后，农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今天你退出了，到时你可能会后悔的！。”
一番情真意切的话，却仍然没能留住多少人，大部分人坚持选择“退场”做农民，他们对海南农垦已经失去了信心。
1988年海南建省之前，农垦在海南风光无限。它管理着海南四分之一的土地、八分之一的人口，GDP占全岛的33%。本地人要托很多关系，才能到农垦做一名普通工人。而只要进了农垦，不管在多偏远的深山里面，都是“非农业户口”。
由于历史原因，海南农垦与农村生产队土地犬牙交错，双方因争地多有冲突。1980年，国务院为解决场乡土地纠纷颁发了202号文，批准将毗邻的811个自然村，14.4万人口就地并入海南农垦所属的38个农场，由此形成了最初的“并场队”和“并场村”。在此前后二十多年里，累计有1500个农村生产队合并到农垦，由农垦管理。
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农垦命运的分水岭。一方面，海南经济尤其是二、三产业加快发展，以农业为主的农垦地位和经济实力都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农垦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省部共管，农业部管资产，海南省委管人事任命，有人形容“农垦是一个爹妈都管不到位的孩子”。
矛盾逐渐显现。农垦的地位在下降，而周边未加入农垦的农村发展加速，尤其是2000年之后，中央陆续出台大量强农惠农政策，加强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力度。这些政策，农垦未能充分享受。比如，中央下划给地方的补助资金分到17个部委，再由这些部委通过条线下到各省。除了农业部，其他部委归口资金下到省里，作为中央单位的海南农垦，得到的自然就比较少。
海南农垦民生日渐凋敝，在一些地方管理粗放，矛盾累积，终于在2005年开始闹出“退场风波”——大量当初并入农垦的村民要求退出农垦，成为影响海南稳定的重大隐患。闹得最厉害的儋州，最多时聚集数万人，这在当时总人口仅几百万的海南，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以致当时有“八一稳，儋州稳；儋州稳；农垦稳；农垦稳，海南稳”之说。
从海南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到海南社会稳定最大的隐患，海南农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亲自调研海南农垦后总结说：“海南农垦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海南多任主政者，包括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担任海南省委书记时也曾试图推进海南农垦改革，但终因在任时间太短，改革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各种历史原因而没能深入推进。
不仅是海南主政者希望改革，中央同样希望能趟出一条农垦改革的道路。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完成，国有农场、国有林场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两个堡垒。进入新世纪(15.89,-0.31,-1.91%)，集体林权制度试点改革的推进，使农垦真正成为“最后的堡垒”。中南海里的决策者们，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海南农垦正是最合适的试点对象：这是全国第三大农垦，地处边陲(当年也是兵团建制)，管辖100多万人口，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这里的主产品天然橡胶虽然是国家战略物资，但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显然比不上黑龙江的粮食、新疆的棉花，万一 “试错”，风险相对可控；这里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试点改革的土壤条件较好。
2006年底，卫留成接任海南省委书记。曾执掌中海油的他认为，如果不处理好管理体制问题，农垦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2007年1月，卫留成和时任省长的罗保铭决定，主动向国务院请命，建议把海南农垦下放给海南省全面管理，实现管人、管事、管理资产三统一。2个月后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海南代表团当场表态，赞成将海南农垦下放，“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2007年7月，国务院成立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任组长，由农业部、发改委、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5个部门组成，开始着手研究海南农垦的改革。2008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海南农垦体制改革问题。时任海南省长的罗保铭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专赴中南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接下了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这副重担。随后，《国务院关于同意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批复》下发，海南农垦改革的路线图由此确定，即从2008年1月1日开始，用5年过渡期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制融入社会、管理融入地方、经济融入市场”，把海南农垦建设成为以橡胶产业为核心，多个产业齐头并进的现代企业集团。
海南农垦的下放，被专家称为海南才真正完成建省。如何让庞大的农垦真正纳入全省经济社会一盘棋，成为海南加快发展的新引擎，是对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重大考验和挑战。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决定将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本届省委四项战略任务之一，时任海南省长罗保铭决定将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海南省政府的一号工程。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专门为农垦改革立法，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省里专门成立了先后由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分管农业副省长牵头的农垦改革领导小组。这一系列举措，为海南农垦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
中南海亲自决策，海南省委、省政府如此重视，一切都因为海南农垦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农垦作为一种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的特殊体制，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仍然存在，全国农垦系统的土地占国土面积的3.8%，人口占全国的人口1%，在粮食、棉花、天然橡胶等战略性资源的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庞大的体系下一步怎么走？海南农垦的改革担负着“趟出一条路”的职责。
2007年开始参与海南农垦改革制度设计的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后刘斌评价说，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国家部委对海南农垦管理体制的改变，涉及海南省对农垦管理方式的确定，更重要的是，涉及海南农垦这样的特大型农垦单位在体制、机制、模式、方向上的改革实践。这次改革，既是农垦企业的改革，也是农垦区域农业的改革，还是相关领域政府职能的改革，这三条主线的改革同步推进，才构成农垦改革的全部边界。
“漏水的底板”与观念冲击波
2007年5月，王一新上班没几天，财务处长就不断地提醒他“该请银行的人吃饭了”。因为当时海南农垦已经欠了银行26亿贷款，银行不放贷，工资都发不出来。
王和他的团队花了一个月时间摸底，很快发现，整个海南农垦系统账上最少的时候都有10亿元现金，但是分散在各个农场和公司账上。要是有一家自己的财务公司该多好！但申请财务公司谈何容易，海南农垦只好借用农行的现金管理平台，进行资金集中管理：他要求各农场和公司把钱存到总局账户，总局付双倍利息，农场需要时24小时内划转。财务集中管理盘活了账上资金，从2007年9月份开始，海南农垦开始还贷，第一个月还了4个亿，第二个月又还了4个亿，正准备第三批还款时，银行的人坐不住了，反过来要请王吃饭。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海南农垦“手抱着金饭碗、脚踩金土地”，这大家都明白，但是如果追下去问一问：这个金饭碗到底有多大？能装多少粮食？金子到底有多重？有多少人捧着这只碗？……这些最基础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农垦总局要给职工建房子，摸底调查，看到底有多少职工，前后三次，统计的职工人数竟相差两三万。“家底”不清，何谈持家策略？
那么，人员素质又怎么样呢？海南橡胶董事会秘书董敬军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08年，海南农垦总局要上财务管理系统，各橡胶分公司的财务科长都要参加软件培训。在讲到“瞄准图表，双击鼠标，就可以打开”时，一位科长举手提问：“老师，什么叫‘双击’？”这就是当时海南农垦人力资源的真实情况。
由于农垦长期的封闭性，引进人才更是阻力重重。2007年10月，海南农垦从省里部门调来了一个处级干部，就有人奔走相告，认为“农垦的印把子要掌握在农垦人自己手中”。
人财物管理如此粗放，以致当时海南社会热议农垦有七大“热点”，包括资金管理、土地管理、大宗物资采购、橡胶销售、林木销售、买官、送红包成风等，这些当时社会上对海南农垦最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实就是管理上的一个个窟窿。这里潜伏着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固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一个个窟窿都在威胁着这艘巨轮的安全。管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因此这个理论也叫短板效应。然而，在王一新和张力夫看来，“在海南农垦，管理上首先不是要防止短板效应，因为这里的底板都是漏水的”。
因此，海南农垦的改革思路设计，一开始就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有所不同，那就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海南农垦基础管理能力上的差距。改革的第一步不是去补齐短板，而是解决底板漏水问题。王一新的办法，是中海油的老套路——培训开路，换不了人先换脑。
2008年2月14日，海南农垦开始了第一次“洗脑运动”。这一天是正月初八，正常情况下，农垦各个处室到元宵节之后才会正式工作。开会地点在海南安定县的南丽湖，是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这里风光秀美，但交通不便。参会者都来到后，司机全部把车开回去，会期又延长到三天，谁也别想提前走。
农垦总局共有400多名中层以上正职干部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作了一个在当时很有震撼力的报告，直言不讳地剖析了制约海南农垦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提出农垦再不改革，就会被时代和社会抛弃。就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把海南农垦定位为企业，彻底打消农垦系统的干部习惯将自己当政府来办的惯性思维，初步提出海南农垦的改革路线图，那就是政企、社企分开，发挥农垦在现代农业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将农垦企业打造成以橡胶产业为主业的现代农业产业集团。呼吁农垦的干部，一定要解放思想，走出封闭，为农垦的尊严而战，用三至五年的努力，重新找回人们对农垦的尊重。他说：“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拥有过辉煌。我们要创造新的辉煌，我们是新辉煌的缔造者和见证者。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博士在会上做培训。他的一番话令农垦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的时候，你们身处中国最大特区的海南农垦人，今天居然还在讨论要不要分离政府社会职能，我觉得你们无颜面对大特区。”
南丽湖会议被称为海南农垦的“遵义会议”。之后，海南农垦又安排800多位处级干部分批到浦东干部学院进修，这是浦东接受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班。第一堂课由王一新本人主讲，题目就是《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之后，农垦又送3300多名科级干部到海南大学培训，数百人去商学院读EMBA。
南田农场党委书记黄华洁参加了在天津南开的EMBA学习，她记得，为了让大家能接受外部观念的冲击，王一新不让农垦的人扎堆在一个班，而是分散到全国各地各个学校，让他们和别人一起上大课，“扎堆就还会是农垦文化激荡”。岗位上实在离不开的干部，农垦总局就在海口办班，但也要求学校“拼班”，尽量把农垦的干部和社会上的学员安排在一起，以接受外来思想的冲击。
第一个月，农垦的学员都很不自在，老师讲起各种案例，他们前所未闻，讨论问题时，别人说得都很尖锐，核心，而他们中多数过去只懂得割胶技术等，根本插不上话。
“上了课才知道，管理公司和管理农场不一样。”黄华洁感叹。半年之后，他们视野有所开拓，已经敢回答问题了。
仅在浦东培训，农垦就耗资以千万计，这几年各种培训费用加起来更是数以亿计。海南农垦还大力借助中介机构，他们没有聘请麦肯锡等洋教头，因为农垦太有“中国特色”了。他们用的都是本土公司，把预算系统、核算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全部搭建起来，然后用强大行政力去推动使用这些工具，将这些工具也当作培训方式。王一新和张力夫认为：“不能等到把所有的人都培训好以后，才来推动改革。借助中介机构的推动力量，可以大大缩短改革的路径和时间。”因为在使用中介机构上的成功，海南农垦总公司还获得了中国企业家联合会颁发的“2009引入管理咨询中国最佳实践企业奖”。
董敬军觉得这些钱花得很值，不洗脑，接下来的人员分流、政企分开根本无法推进。“第一步当然希望能涌现出一批中层，主动投身于变革的潮流。第二步，不愿意投身的人，最好也要拥护改革。第三步，假如说不拥护，也可以保持观望，至少别成为改革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