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专业条块上的梳理也在快速推进：500所学校顺利移交地方；社保体系、民政职能、气象职能等也都移交地方，为下一步农场层面的社企分离积累了经验。
与农垦总局和总公司层面的政企分开相比较，农场层面的社企分离，更像一个布满暗流的险滩。50多年的农场管理方式，都是管生管死、管吃管住的小社会管理方式，这套模式已经融入了农场的血液里，切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没有92家农场的社企分离，海南农垦的改革就只是停留在表面。
其实，早在2005年，当时海南农垦的领导班子就尝试推行了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化改革，将天然橡胶业务整合设立了海南天然橡胶集团股份公司，将有天然橡胶种植的83家农场重组进股份公司。83家剥离了主业的农场又挂牌成立了海南橡胶对应的基地分公司，农场和基地分公司在机构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相对分开，但农场场长和基地分公司经理是一人兼任，造成事实上财务没有分开，农场和基地分公司成了场长的“左右口袋”，资金混用情况比较严重。因此农场改革的核心难题，一是一把手人员的安排，二是财务、资产真正分开，三是主辅分离后农场的生存问题。
海南农垦拟定了几个基本原则：首先按照自愿选择的原则，倾向于把比较年轻的干部放在分公司当总经理，搞企业；年龄稍大一点的，放在农场。其次，对留在农场的同志尽量体现关心、关怀和照顾。王逐个与大家谈话，他客观地分析基地分公司和农场场长两个岗位各自的优势和风险，分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请大家自己选择。“当时谈话谈心的工作量很大，但事后看来很有必要。”王说。
底摸清了，思想工作做好了，真正实施的时候，是“快刀斩乱麻”，方案非常简单：一是每个农场成立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还未移交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二是严格核定社区管理委员会的编制，编制内人员由农垦总局划拨经费支撑，其他费用来源一是基地分公司支付综合管理费，二是土地地租收益；三是本着支持基地分公司达到上市要求的原则，彻底划清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的界限，真正分灶吃饭。
从2008年8月到11月，仅花了3个月时间，海南农垦下属农场主辅分离、社企分离顺利完成，原先很多人担心的稳定问题并没有出现。此时，海胶集团已经是一身轻松，成了一家真正意义上政企分开、社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开始向着资本市场前进了。
主辅分离之后，海南农垦有92家农场，60多家基地分公司，百余家直属企业，可以说是“一头百脚”，不仅机构臃肿、成本高，而且活力不足、效率低下。2009年2月，海南农垦开始分条线垂直推进合并重组，实行扁平化管理。改革的结果，是92家农场合并重组为49家，海南橡胶分公司从83家合并重组为25家，42家直属工商企业重组成4家。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步步艰辛，尤其是人员的安排：
第一阶段，从2008年开始的第一轮政企分开，主要是为了解决海南橡胶上市的问题。各场长不能再集两个职务于一身，必须在场长和总经理之间二选一，大部分场长选择了当总经理，以确保上市，而农场的党委书记则大部分改任场长。这一轮调整中选择当总经理的人潜在利益调整比较大，心里比较失落，为了保证农场的稳定，需要最大限度争取书记的支持。
第二阶段，海南农垦实行扁平化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向相对能干的人手里集中。经过第一轮调整后，很快发现有些总经理和由书记改任场长的干部，企业管理能力相对较弱，于是在对农场和分公司进行大规模整合过程中，重设农场和分公司的党委书记，由合并双方中经营管理能力较强的干部出任场长、总经理。
第三阶段，第一次上市受挫后，农垦系统要全面彻底推进政企分开。此前，海南农垦要求各存续农场都成立了投资公司，把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资源都放进投资公司，并策划了一批项目，场长兼任投资公司董事长。为了推动海南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的政企分开，2010年24个存续农场成立的24家投资公司全部划到农垦集团，这样存续农场场长在投资公司董事长和农场场长之间又一次二选一。
第四阶段，24家投资公司划到农垦总公司后，很快整合成4家集团公司。
就这样，海南农垦在一步一步的重组中，逐步消解了“一把手”的人员安置问题，王把这个过程比喻为重组中的“四渡赤水”，他说：
在重组过程中看起来好像是在“折腾”，其实每一次“折腾”都有不同的战略重点，每次改革都充分考虑了被改革干部的基本利益。
国务院给海南农垦5年时间的改革过渡期，这5年是海南农垦千载难逢的机遇期，机遇稍纵即逝，改革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穿越沼泽”。这就像一个需要外科手术的病人，如果医生总拿着手术刀在他面前晃悠，却迟迟不动手，病人的心情一定很紧张，时间一长反而容易加重病情。这时不如一刀下去，痛一下，慢慢愈合。
处理复杂的改革时，一旦方向明确了，就要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不能期望等到所有人思想都统一的那天，因为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很难在短时间内凝聚所有人的共识，只要能够控制局面就行。
当然，推进改革的时候要处理好“柔”和“刚”的关系。农垦改革方向是“刚”的，方法是“柔”的。比如政企分开，这是国务院定下的改革方向，必须要做，这是“刚”的；但具体的方法要“柔”，对涉及到的干部，要人性化，要有人情味，帮助其分析利弊，自主选择。
改革的过程中，要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尽量不突破干部可以承受的心理底线。改革尽量多做加法不做减法，要不断地给干部队伍描绘新的未来，要让他们对农垦的未来充满信心。
“最艰难IPO”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10年1月4日，海口，财富广场。
这里是海口风景最秀丽的地方，同时也是商务活动最集中的区域，被称为“海口CBD”。海南农垦总公司在这一天正式入驻财富广场。
这是农垦系统的单位第一次离开他们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垦路周边，来到这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写字楼办公。这似乎是一种信号。
王说，就是想用物理上分开这个事实告诉全体农垦人、告诉所有关心农垦改革的人：海南农垦的管理变革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的确，政企分开、社企分离之后，海南农垦总局和海南农垦总公司各归其位，农垦总局行使行政职能，农垦总公司轻装上阵，提升企业竞争力。全程经历了中海油改制决策的王一新此时更显得轻车熟路：专业化重组，扁平化管理，人、财、物集中管控，再推向资本市场，路径和之前众多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如出一辙。
2008年6月，海南农垦正式宣布启动旗下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公司上市。按照上市要求，必须做到人员、资产、主营业务、机构、财务“五独立”。而彼时农垦总局与农垦总公司的政企分开正在推进，下属农场与基地分公司的社企分离还未展开，这意味着海胶上市的前期准备，必须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与海南农垦改革同步进行。
“不堪回首，酸甜苦辣”，董敬军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上市过程。他当时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办理林权证，“上市的主要资产就是橡胶林，但说橡胶林是我们的，何以为证？就需要林产证，可原来几百万亩胶林一本林权证都没有。”董和他的团队首先向省里打报告，寻求支持，然后一个县一个县的跑。到了地方上难度就更大，因为很多县在此以前也没办过林权证，农垦还要先为其配上电脑，装好软件，培训人员。这相当于农垦在办理林产证明过程中，推动了整个海南省的林权改革。
即使耗费如此心血，海胶第一次上市依然铩羽而归，2010年4月2日，其首发过会以一票之差遭否。未获通过的原因之一是时机不对，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橡胶价格跳水，从最高时每吨2.8万元最低下跌至8000元左右。海胶虽未亏损，可报告期内多项财务指标持续下降。另外，当时集团内部的政企分离仍不彻底。
2010年9月，海南农垦系统终于彻底切割成两部分，海南省农垦总局明确为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海南省农垦总公司改制更名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明确为海南省政府直属企业，前者承担行政职能，后者成为纯正的企业。不仅牌子分开，人员分开，连地也分开了。393万亩土地进入农垦集团，剩余的800余万亩土地留给农垦总局。准备上市的海南橡胶，是农垦集团的控股子分公司。
同时，农垦总局与农垦集团都进行大规模重组，推行扁平化管理，农场和公司的数量急剧减少。每一个数字的减少，背后都要改写沉淀几十年的利益格局。“梳理每一家基地分公司资产的工作量，和单独做一个农业IPO项目工作量差不多。”中信证券参与此项目的一位工作人员苦笑着说，海胶上市堪称A股“最艰难IPO”。
据悉，中信证券曾为此先后派过几个项目组，第一个项目组干了两个月就撤回去了。第二个项目组来了不久后也受不了压力走了，第三个项目组做了一段时间也想走，海南橡胶连发“十三道金牌”才把人家催回来。
2010年12月10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海南橡胶的上市申请。2011年1月7日，海南橡胶A股上市，发行价5.99元，当日涨幅83.81%，募集资金47.08亿元。
回想海南橡胶上市经历，王一新常常惊诧跟中海油上市在细节上的诸多巧合之处：
海南橡胶第一次上市失败了，中海油也是第二次才成功；中海油在香港上市以后，半年时间进入恒生指数，海南橡胶上市半年，也进入了上证180、上证50、沪深300和中证100四大指数。
当年中海油在香港首发价格是5.99港币，海南橡胶在路演过程中，王一新坐在飞机上，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后和负责定价的人说，梦里依稀感觉会定到5.99元。后来路演结束，报价出来，中间价就是6元，让利一分钱，恰好是5.99元。
这当然仅仅是一种巧合，王一新不会“迷信”到相信两者之间真有某种神秘关联。他津津乐道这些巧合，其实正是中海油“烙印”的体现：从改革的路线到操作思路，海南橡胶上市都借鉴了中海油，这一切对王来说是轻车熟路。
海南橡胶上市在整个海南农垦的改革当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说，前期的政企分开、社企分离，都是奔着海南橡胶上市的目标去的；而海南橡胶上市，又把改革的成果固化下来。
用王一新的话说：“海南橡胶把红旗率先插上了资本市场的高地，为海南农垦的改革打下了第一块市场经济的根据地。海南农垦政企彻底分开和海南橡胶进入资本市场，这两件大事办完以后，这意味着，不管任何人你对海南农垦的改革有什么意见，它再也退不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