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提升技能需要社会、企业、农民工共同努力。
王书平委员认为，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吸引更多的专业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和民间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出资、各类相关教育机构共同参与的专门化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体系。
王玉佩委员指出，要鼓励支持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大力兴办职业技校，免费进行技能培训，为他们进入城市提供准备。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综合能力。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农民工创办领办企业实行税负减免和奖励补贴。
门槛三：社保待遇
公共服务不能遗忘农民工
【问题】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方面诸多福利差异，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
上海一项调查显示，占77.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爱上海”，超过半数想做“新上海人”，但认为已成为“新上海人”的只有30%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福利制度的诸多差异，让他们时刻感到与城市人的差异。
“农民工大部分从事粗、重、脏、累、苦和高危险性工作，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制度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全国政协委员迟宝荣呼吁，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策】彻底消除户籍与福利待遇挂钩的状况，改变福利待遇“两栖化”。
“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李彬建议，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管理服务体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输入地管理，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时，统筹考虑他们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方面的需要。
李彬委员建议，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相关福利制度，使户籍与劳动者住房、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脱钩。
委员们看到，各地妥善解决农民工养老、医疗等社保措施正在不断出台，而让农民工“住有所居”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此，有委员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组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设计和试点。前期可将固定工作、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继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调整完善设计方案，逐步扩大参加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拥有住房提供更多可能。
而民建中央建议，提供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建设相对集中的农民工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逐步建立以低端租赁市场为重点，以保障性住房为补充的农民工住房供应体系。
门槛四：权益保障
维护权益提升归属感
【问题】由缺少组织建设，不签劳动合同，维权机制不畅引发的权益受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发展，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从事工种相对简单，同时大多以分散形式谋生，加入工会组织程度不够，因此总体面临着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职业安全隐患较多等问题，各项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维护。
有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书面劳动合同的总体签订率不高，30%的人工作超过一个月，却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仅仅是打工挣钱，对这个城市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被无形地淡化了，同样，来到城市后他们的权利也弱化了。”全国政协委员王玉佩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