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转移难度进一步加大，制约农民工就业和流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显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我国经济增速三年来首次“破8”的背景下，怎样确保农民工就业形势和就业转移的稳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一名。
外出务工就业环境明显改善
记者：目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如何？
张一名：我国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环境明显改善，城乡平等就业制度逐步实行。 “十一五”期间，国家在改善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环境、实现城乡平等就业方面取得比较大的成就，清理和取消了各种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的限制。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广泛开展，农民工素质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得到明显遏制，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逐步提高，劳动管理不断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逐步健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农民工回乡创业步伐开始加快，双向流动日益显性化。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已经成为重点。在职业状况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他们更愿意从事轻松而待遇好的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率较大。在社会资本方面，他们也擅长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与别人沟通，更加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
就业状况有所变化
记者：与过去相比，我国农民工就业状况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
张一名：我用五点来详细说明现在农民工就业的变化。
第一，总量继续增大，本地增速大于外出增速。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结果计算显示，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第二，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跨省外出人数。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8390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7473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在省内务工的比重比上年上升3.2个百分点。
第三，在中西部就业的农民工增长较快，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就业的比重下降。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537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38万人，增长8.1%，占农民工总量的17.6%；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215万人，增长9.6%，占农民工总量的16.7%。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5072万人，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比上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
第四，年长农民工比重逐年增加，农民工的供给状况在改变。调查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缩小。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比上年增长21.0%；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06元，比上年增长22.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990元，增长21.1%。近两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是改变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民工就业仍面临诸多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一名：首先，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各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增长缓慢。另一方面，目前一些地方私营企业劳动用工管理较为混乱，部分私营企业主劳动保障法制观念淡薄，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职工的合法权益。有的企业主随意延长职工的劳动时间，使职工处于极度疲惫之中；有些私营企业主急功近利，无视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对有毒、高噪音、危险性大的生产车间不采取防护措施。而农民工维权渠道不畅通，维权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其次，我们的公共就业服务依然无法满足农民工转移就业需求，就业信息服务不到位。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基础薄弱。二是权威性、指导性的公共就业信息发布不够。三是职业技能培训不足。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掌握的工作技能有限，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目前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存在着时间短、质量差、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许多培训与实际生产脱离，不能满足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时，农民工培训的设施不够完善，师资力量缺乏，不能很好地完成对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培训。由于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限制，大部分人的培训热情并不高，培训意识十分薄弱。四是就业服务针对性差。目前，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就业服务模式不能适应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一些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虽然对农民工免费服务，但多以零散来城市求职和城市中打算转岗的农民工为对象，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组织招聘洽谈会或登记介绍。这种方式一般等待周期长、花费大、成本高，而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对这种方式等不起、耗不起。而且，这种方式对于临时工或低层次的劳动力也不适用。
再其次，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农民工中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