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出台了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但看到结果后却不免让人有些失望。按照改革方案，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等省份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从2013年开始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可问题是这些省份或者本身就是劳务输出大省，或者是输出输入都不是很明显的省份，需要在这些省份参加异地高考的随迁子女数量并不是很大。而最受务工人员关注的劳务输入大省，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北上广”，广东是以门槛较高的积分作为高考门槛，上海是以门槛较高的居住证A证作为高考门槛，北京则只字未提高考之事，只提出了参加中职和高职的时间表，被人戏称为“异地高职考”方案。步子太慢，这是舆论比较一致的声音，那么，这个步子多快才合适呢？这个度应该在异地高考的需求和城市接纳能力的统筹中去寻找。
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一体化推进异地高考改革，这种一体化的顶层改革思路道理上当然很好，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却有些行不通，因为我国各省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异地高考虽然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但在各省的需求诉求却是大不一样的，大体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等，对异地高考无压力，据教育部官员估计，这类省份应该占我国省份的1/2；一类是劳务输出输入都不太多的省份，有压力但不大，占1/3的省份；一类是劳务输入大省，“压力山大”，也就是“北上广”。
照理，推进异地高考的改革，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具体实践，但在推进异地高考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城市的承载力。北京市目前有常住人口2000万，已超出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在这2000万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为704.5万，占常住人口的35%。目前，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41.9万人，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40.9%。上海目前随迁子女也是40万人左右。而广东省随迁子女总数则高达330万人，约占全国1260.97万随迁子女的26%。设想一下，如果过快地不加限制地放开异地高考的门槛，这些城市的环境、资源、交通、就业等方面都将难以承载，同时也不利于让务工人员向中小宜居城市分流的改革导向。
推进异地高考还要考虑到城市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据北京市教委的数据，以现在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数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至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则预计从68万增加到84万。到2020年，北京市小学需新增学位30万个，初中新增11.5万个，任务颇为艰巨。相信在北京的人们这些年来都体会到了幼儿园一桌难求的窘境，因为教育资源的承载量不仅仅是一个钱够不够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了对土地的需求，对教师队伍的需求等诸多方面。
同时，推进异地高考改革还应兼顾当地考生的利益。许多人都知道，北京的考生在高考中是很占“便宜”的，以2012年高考为例，北京高考总人数约占河南、山东的1/11和1/8，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京的录取人数分别是河南、山东的两倍还多。这种地域优势确实是一种不公平，但这种不公是因为多重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兼顾当地考生的利益也是维系稳定保障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舆论对“北上广”改革方案的评价是门槛多、限制多、速度慢，但“北上广”尤其是北京的解释是“分步实施，逐步解决”，也就是所谓的慢不得也急不得。笔者无意为“北上广”辩解，只是想说明异地高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虽然现有的改革措施还不能让人很满意，但只要改就好，我国曾经经过的许多改革也都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事实上，异地高考改革已经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社会问题，它牵涉到了农民工流动、城市吸纳农民工及随迁子女的能力等问题，也牵涉到了户籍制度改革和计划招生制度的改革，无论是教育层面的微观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宏观改革，让随迁子女能就近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应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方向，因为这是对教育公平的继续诠释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