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 2008年元旦，北京已是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五十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着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同时从祖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汇合。
能够来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推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农村老家。
老徐是个好熟悉的人，他的故事让我们习以为常，两年来，我们在北京的工地上遇到不下几百个象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象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祖国的南方等待着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让我们对底层的故事放出内心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又倍感辛酸。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轰隆隆的大工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着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一幢幢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我们身在的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路扩张到五环路，并正在朝建设中的六环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是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征。
当我们陶醉于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遭遇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轰鸣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