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2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在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具体说来，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其核心信念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向运动”。他认为以前的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19世纪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