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期，新疆解放后，生产现状养活不了解放新疆的军人，于是中央一纸命令，“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样，1965年，279名兵团战士来到了乱石遍布，人迹罕至的黄羊滩。当时，他们的名称是“宁夏农建13师黄羊滩工程队”，也就是黄羊滩农场的前身。这之后，当人们说起黄羊滩，脑海里闪过最多的就是兵团或者农场这样的字眼了。
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黄羊滩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城镇，变化之大，让当初的老兵团人唏嘘不已。
黄羊滩军垦一代：铸剑为犁掘地为穴
现年75岁的丁胜宏是黄羊滩农场的第一代拓荒者，祖籍安徽，如今除了仍操一口吴语口音（安徽方言属吴语语系）外，身上已看不出丝毫江南人的影子。他有一张特殊的脸，一张皱纹特别多的脸，皮肤红里透黑，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经历过荒寒、日光和狂风的脸。所以老丁告诉我们，在黄羊滩农场，我们要是找兵团人，很容易，“和我这张老脸差不多的，八九不离十。”
虽然半个世纪前，有着“百步穿杨”射击本领的丁胜宏，就脱下军装，从此不在武行，但他和他当年的战友们仍自称自己是兵团人。
兵团人还有一双同样僵硬粗糙布满老茧的手，这是长期超负荷劳动的烙印。当年来黄羊滩的兵团人，不管是山东人、安徽人、河南人，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有这么一双手。
铸剑为犁，对于出身农家的丁胜宏不算难事，要命的是当初的黄羊滩压根就是荒蛮之地，乱石、荒草、无灌溉水源，好不容易种下的高粱，一阵山风刮过，地里重又一片荒芜。
苦远不止这些。第一批拓荒者掘地为穴，蒲草为席，在这种被他们称做“地窝子”的地方，诞生下第二代拓荒者。这一代多半依靠考学离开父辈开垦的土地。“凡是考出去的，80%都不再回来。考不出去的，就留在农场接父亲的班，做了职工。”丁胜宏说。
军垦第三代：从农场职工变成承包者
1982年，24岁的刘琳随丈夫从甘肃庆阳来到黄羊滩农场，丈夫在这里承包了土地，种庄稼，她则打算在黄羊滩农场办的建筑队做小工。虽然也是从贫穷的甘肃老家来农场谋生计，但是当年刘琳走下火车，站在黄羊滩火车站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扭头回老家，“这哪儿是个活命的地方嘛！”刘琳对眼前景象失望透顶。
当时刘琳并不知道，她所见的黄羊滩农场已是兵团人创造的奇迹了。黄河水硬是被兵团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引到了这里。西干渠的各级扬渠不仅救活了黄羊滩的防风林，也流进了新开垦的庄稼地。昔日的亘古荒原已渐具绿洲雏形。
刘琳这一代承包土地的人便是被黄羊滩第一代拓荒者称做的“军垦第三代”。但和军垦一二代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土地承包者，不是农场职工，不享受农场职工的待遇。
那个时候，军垦三代很是羡慕有着国营农场职工身份的人，连找对象、攀亲家也要把是军垦第几代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和当年的兵团人一样，坐着火车来到黄羊滩农场的第三代农场人也有着同样的气质，隐忍地接受，历经艰辛而沉默不语。他们多来自陕西、甘肃、四川等地的贫困地带，他们有的是种良田的经验，浑身的力气，在他们的手里，很快，黄羊滩农场的耕地面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扩充至4万亩。
黄羊滩农场人：和家乡的关系越来越淡
在黄羊滩农场的集市上，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的小摊小贩和买物品的人，熟稔地用各地方言打着招呼。而且遇到的人不同，小摊贩的口音还可以随意切换各地“频道”。“西红柿，新鲜咧，刚择下的。”这是河南话；“葡萄，自家产的葡萄。”用的全是扬声，小贩操的是安徽方言。
这就是黄羊滩农场人，从最初的拓荒者成了一群只有热土没有家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除了保持各自的方言外，和家乡的关系也逐渐淡漠。1995年，老丁曾回过一次安徽砀山，“但发现自己已不适应那里了。”在宁夏形成的一切生活习惯，比方说睡炕、吃面条，在那里“怎么都不妥帖。”
老丁才蓦然，原来自己已经是个没有家乡的人了，他只能做一个以异乡为家的人，他已经习惯了黄羊滩农场的生活。即使是现在，就连住在西门桥的女儿家，老丁都不习惯，一有机会就往农场跑。
空气好，凉快，没有蚊虫叮咬，有新鲜的蔬菜瓜果……这些都成了老丁向城里的街坊领居们夸耀的资本。和记者说的时候，也全然一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炫耀架势。
老丁带我们到黄羊滩火车站时，他注视着字迹斑驳的站牌，我们明白，老丁一定是想起了1965年那年寒冬，他和278名兵团战士坐着闷罐车来到这里的情景。只是当时他没想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命运不仅改变了他，也让他不得不把异乡当家乡。
新时代的农场人：建酒厂 做粉条 种葡萄
和黄羊滩人仔细一聊，我们发现黄羊滩人从来都不是安于屯垦耕地之人。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的因素最早进入国营化色彩最浓的兵团农场，黄羊滩农场也不例外，土地农机全部承包到了农户，虽然这里是一个全部机械化的农场，但是农具农户已经开始按照市场的方式在农场发生“交易”。
随着农场自办建筑队的倒闭，刘琳也承包了30亩土地，为了响应农场的号召，先是种糖萝卜，因为银川新城（现在金凤区）有个糖厂，需要收购大量的糖萝卜。不用农户自己卖，农场就都帮着给联系好买家了。后来刘琳又承包了20亩土地，在50亩承包地上，又改种啤酒花、高粱、黄豆等谷物。打下来的高粱直接被拉进了农场自办的酒厂，黄豆也直接进了场办豆腐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黄羊滩农场最红火的时候，依靠广袤的耕地，市场上缺啥，他们就种啥，然后再加工，于是，粉条厂、挂面厂、油料厂、面粉厂，遍地开花。“我们农场那时候就像个小社会，不用出去买东西，吃粮吃菜、量体裁衣、孩子上学、职工看病……统统在农场都可以解决。”刘琳骄傲地说。
如今虽然黄羊滩农场的国营优势已经渐渐衰退，但是随着外界盛传贺兰山东麓为法国波尔多葡萄酒酿造绝佳之地，随机而变的黄羊滩人在地里又种上了千万亩酿酒葡萄。
这就是黄羊滩农场发生的故事。一块土地和一群战士在半个世纪的岁月磨洗下将这个故事书写得如此繁杂和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