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农民工不断融入城市生活、逐渐培养现代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1989 年，学者黄祖辉第一次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之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社会分层、现代性、社会整合、社会网络等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完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小城镇建设，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试图从新的维度―――从生存到尊严的路径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演进的内在机理，以弥补以往研究过多局限于农民工的生存需要和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弊端。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为我们在当下推进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党中央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出发，把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着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规则和实现体系。公平和正义不仅是一种理性原则和道义要求，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是对当前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有力回应，顺民意、得民心，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着力构筑以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公平保障体系，使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之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设计，同样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工的一些权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显然不如城里人；在就业领域，常常出现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要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发展权，也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发展机会。唯有公平对待农民工，才可以使人们心平气顺，可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可以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2.社会适应论与社会排斥论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中指出： “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沿着这样的逻辑，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城市经历是一个过程，惟有不断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适应性反应，才能顺应环境，取得生存所需要的资源。但现实考察可知，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仅仅是生活空间的转化，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农民工城市适应度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来讲，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融入的表层―――经济层面，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仍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乃至处于夹缝之中。
何谓社会排斥？英国政府 “社会排斥部”给出的定义被多数人所接受：某些人或地区遇到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这是一个技术性定义，但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根据这种认识起点，我们认为，某个群体之所以被排斥是多种因素和问题相互交织的结果，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既有劳动力市场、收入和消费市场的排斥，又有民主权利、社会关系的排斥。可以说，他们不仅遭遇制度内的社会排斥，还受到制度外的社会排斥如歧视，最为明显的就是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
3.基本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 “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该理论将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该理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人人都有需要，某层次需要获得满足后，另一层次需要才出现；二是在多种需要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迫切需要，且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人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需要处于从属地位，人的内在力量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人要求内在价值和内在潜能的实现乃是人的本性，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在马斯洛看来，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就笔者的看法，农民工的尊严需求―――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且在当下，尊严的需求和权利保障的需求已经是一种必须，早已超出了满足温饱的阶段，这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
1.排斥和歧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制度化延伸
笔者以为，对农民工的排斥和歧视与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排斥和歧视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但也与社会固有的惯性有关。就笔者的看法，虽然这种排斥和歧视以刻板印象等观念形态表现出来，但从本质上说，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作为支撑，正是制度的差异和不合理导致了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和歧视，并且由外在的歧视逐渐上升为对于权利和尊严的歧视。因此，尽管排斥是多种多样的，但结合本文研究的着眼点―――从生存到尊严，笔者只论述制度排斥，而对社会关系排斥和心理排斥等不再涉及。美国社会学家帕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和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用而排斥其他人。依据帕金的理论，结合我国现实，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歧视性制度，将城市民工集体排斥在社会的底层之中，通过表面上的 “合法”将农民工权利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剥夺，让农民工以 “低人一等”的身份生存于体制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利益代言人，而欠薪等情况的 “季节性上演”也让他们成了无根的群体。这与制度出台过程本身对农民工的排斥有关。
在所有与农民工有关的制度设计中，基本上没有农民工作为参与者出现的身影，这是更为可怕的排斥。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弱势群体参与制订或修订规则，促使现有的规则合理和公正，但在城市中，没有一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规章是农民工参与制订的，当然，农民工也没有资格参与，最终日益边缘化的遭遇使农民工对主流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诱发社会矛盾的火药桶。因此，在从生存向尊严保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已经不能再用那种 “恩赐”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同时，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要通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格局的设计时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只有农民工群体应有的利益得到认可、保证，他们才能成为社会的和谐力量。
2.敌视和剥夺的隐蔽链条
托达罗理论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决定其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而我国学者在对托达罗理论做个别修正基础上，提出农民进城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的、理性的流动。但如果生存成本太高或者对成本的预期太高都会影响农村人口流动的意愿―――成本太高会使农民返乡，但就当下的现实观察来说，不少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既无法在城市扎根又无法回到乡村的境地，这与社会存在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敌视和剥夺隐蔽链条有关。
必须看到，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政法委书记杨来清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各地政府对于新生代外来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视态度，甚至当作一种麻烦和人渣去对待。他曾经在会上听一位领导说，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赶出龙华区。这是最为明显的敌视例证。首先，农民工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进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使得他们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状态，哪怕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仍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其次，隐藏在边缘心理中的世袭因子，还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和放大。农民工从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机制和机构，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将他们纳入其中，由此产生了该群体对城市的对立情绪。第三，依旧存在着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基础上的群体性不平等，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对农民工的敌视是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仅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二重社会，而且，身份制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的身份标签就是我们认为城市敌视农民工的理由所在。敌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信任匮乏。农民工群体与整个社会缺少一种信任机制，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界限分明，交流与互动处于低层次，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自身交往渠道欠缺和素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与市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有关。
3.利用和拒绝的无奈宿命
“沉默的大多数”用来形容农民工群体是再合适不过的词汇了，也正是这种沉默让农民工不得不接受被利用的命运。可以说，在农民工的社会类别概念被不断强化、延伸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会和他们自己确认，有关他们的制度设置也得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只有把这个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公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同样如此。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达到真正的农民工概念消失的彼岸。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遇到问题后如何解决的调查结果显示， “找基层政府或相关组织”占28.9%， “通过维权组织”的占 27.3%，剩下的 43.8%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难看出，农民工来到城市遇到问题难以得到帮助，而在城市人眼中，农民工不仅是 “脏、穷”，更是与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调查结果相当程度上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缺乏必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有一种人为的隔绝心理。而就城市管理者来说，似乎处于真空之中――户籍在农村，但常年生活在城市中，乡村的管理制度无法约束他们，而城市的管理规则又兼顾不到，基本上是无人管辖。从深层次上来说，城市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群体来从事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把农民工群体归为 “城市”之外，是 “多余物”，由此，农民工被利用和拒绝的无奈宿命就出现了。
农民工成了主流社会的局外人，折射着被隔离和边缘化的情感状态，活脱脱地揭示出农民工的夹心层和被利用的困境。众所周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沿着这样的逻辑推理，如果这一夹心层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化和社会之外，很可能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抵御城市社会，甚至产生与之对立的亚文化，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如何消除农民工被利用的不良现实就是一道严肃的社会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