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着。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性服务机构，还是经营性服务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