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