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可能我们是罪人
最让程国强觉得担忧和引起大家深刻反思的，还是正是由于托市价格的支撑所带来整个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以白城为例，它原来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经过十年的开发已成为良田，但产粮代价非常大。
程国强调研时发现，白城除了本身科尔沁草原消失之外，他们所带来的是地下水过度开采的生态灾难。“不要说华北或者其他地区，这种局面在最近十年以来特别突出。所以我们特别担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向我们子孙交代，我们交给他一个怎样的地、怎样的水？”
同时，很多地方为了实现粮食高产就是以这样化肥集中的使用来实现的，“它带来的后果，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可能我们是罪人。”
资料显示，欧美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到接近一半，同时保证单产的提升。而中国粮食单产提高了 56%，而化肥使用量却增加了225%。目前我们以占世界8%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0%以上的化肥，从而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
“这给我们带来环境破坏，我们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听专家们讲，这种破坏带来的土壤破坏，它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的修复，”程国强眉头紧皱，“这一代人你有粮食安全，有农产品充分的供给，以后子孙怎么办？”
程国强也提到，三中全会农口系统从过去的“农业保供给”的增收目标转变为“三生共融”，即农业的生产、生产、生态共融，“我希望这样一种改革的路径能够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样一种非常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
价格支持是史上最差的粮食政策
程国强透露其近期做一个研究“什么是好政策”，从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的一些粮食政策做了系统的回顾，还有欧洲、日本都做了回顾，“但没有找到答案，如果全世界不存在最好的粮食政策的话，回过头来我们只能找什么是最差的政策。”
程国强发现，价格支持的粮食政策是最差的，比如它扭曲市场、弱化竞争力、造成社会资源和效率巨大损失。“在这个政策选择上还存在一个悖论，大家都觉得价格支持不好，但是所有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对粮食的支持都是从价格开始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走这个俗套。”
他以泰国举例，泰国最近两年由于它的保护价，导致泰国大米出口竞争能力下降。“它本来是世界上很大的大米出口国，就因为保护价把它的价格提高了，所以它的出口在下降，所以今年不得不调整它的保护价政策。”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愿意选择价格支持政策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措施呢？“我想要粮食，就把价格定高一点，所有的资源向粮食集中，这个效果很直接，操 作很简便。”程国强给大家回顾了中储粮承担了2005年以来最低收购价和2008年以来的临时收储的历史，“中央委托一家企业来来这个事，而其他的我不相 信，都由这家企业一通到底，负全责。”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很省心的同时还花钱少，“最开始政府是不怎么花钱的，因为定这个价格是消费者负担。但现在花很多钱了，现在巨大的仓储和巨大的补贴成本就开始显现，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改革核心：抓住市场这个牛鼻子
程国强解释，在高层和系统内部有关“要不要改”早已有共识，但“怎么改”还没有共识。在刚刚结束三中全会决定的第22条提到，要求改革农业补贴制度，要完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也就是说目前这套支持政策要改革，要有替代措施。
“我们不要轻易把这两个托市政策措施断掉，它是要停掉你就要拿出东西来替代它，我是主张先立后破。”程国强建议，要解决粮食基础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可能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重构整个粮食市场机制。“核心就在要抓住市场这个牛鼻子。”
程国强透露，目前在做粮食政策顶层设计有两个考虑的路线，一个是解决问题，叫问题导向，还有一个就是目标导向，我们究竟要搞一个怎样的粮食体 系。“像中国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如果仅仅解决‘市场被扭曲、进口增加、财政负担加重’的问题导向，不能够反映我 们对国家粮食安全总体目标需求。”
程国强认为，粮食安全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当我们迈向高收入阶段如人均15000美元后，粮食安全的目标开始减弱，而转为最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农业资源代际传承的问题。
“你现在要保粮食安全，你不能把后代粮食安全给弄没了，现在可能优先的目标应该是粮食安全，但是必须有相对的有限性。必须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考虑到财政负担能力等等，不能说为了粮食安全，不惜一切代价。”
程国强还强调，保农民增收和保粮食供给是属于“桥归桥、路归路”两个方向的问题，在政策目标设置上实施生产性的目标和你的收入目标必须剥离，不能放在一块。
他还提到，今后的粮食安全既要立足国内生产，同时还得要确保稳定的持续安全的外部供给。国内生产只能保其中最核心，如口粮；其他就需要进口。 “之所以要进口，就是要把你国内这些资源腾出来，一方面是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你口粮的需要”，程国强加重了语气：“如果你什么都保的 话，可能什么都保不住。”
按照程国强的逻辑，在确定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边界上，不能太宽，其产品边界要集中在口粮上；而要解决它的资源边界也不仅仅是国内资源，要延伸到国外；同时市场边界既有国内市场也有国际市场；在粮食安全的历史边界上，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一代人，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
程国强建议，今后的粮食政策改革应该是分层次、分品种的来选择。在政策设计上，要防止市场被扭曲。程国强在发言中也承认，有关怎么替代目前这套托市政策体系还不是很成熟，上文提的这几种替代政策都面临着操作的问题。
比如目标价格补贴，按照规定如果农民销售的价格，这个市场价比目标价低一毛钱，可按照保险或补贴给农民，但按什么方式补给农民？“比如有的说按 面积补，按产量补，按销售量补，但是面积怎么确定、产量怎么确定，销售量怎么确定，如果一项政策它的补贴从生产性补贴演变成收入补贴，就失败了。”
程国强觉得，在这个政策的转型过程中，在改革过程中，可能操作性问题是目前政策设计一个最难的选择问题。“只要有好的操作办法的话，政策选择是 不难的。未来对非口粮性的产品，估计会提供一些试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试点，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而且，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他说只要你有思路，中央定了 要做的话，我们就能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