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际城镇化率已超过60%
凤凰网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按照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社会保障供给的逻辑前提之一是，目前进入城市的劳动力人口增速将不会维持在过去我们拥有极大的人口红利时期的那种程度。
张翼：现在公布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指的是“常住”在城镇或城市6个月以上的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如果计入时点人口，则在城镇和城市生活或工作的人口占比会更高。如果将那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则城镇化水平比目前公布的城镇化水平会高出很多。按照我们对2011年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现在真正种地的农民在劳动力人口中只占32%或33%的比重。如果你现在到农村去调查就会发现，年轻劳动力已很难找到。
所以，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具有劳动竞争力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了。我们目前看到的52.7%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经过城市的统计部门博弈之后给我们的一个数字。如果你到一个城市的公安部门调查，他们会给一个数据；如果到统计房屋出租信息的部门做调查，他们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数据。
实际上，市长们掌握着两个数据，一个是用来计算人均GDP的常住人口数据；一个是真正居住在他们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实有人口数据。实有人口数据大大高于常住人口数据，如果以实有人口计算，则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60%。
凤凰网城市：超过60%这个数据是怎样估算出来的？
张翼：如果把进城一个月以上的人都算做城镇常住人口的时候，则城镇化水平会超过60%的。如果把当天在城镇里面打工的人口算进去，就接近65%了。如果以此估计，则差不多有一半城镇人口是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城市只当他们是劳动力，而没有视他们为市民。因为目前很多农民并不在农村种地，他们住在农村，但是白天却去当地城镇工作。也就是说，65%的人实际是依靠城镇发展来维持自己的生计。
实有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实际比现在我们所公布的水平是要高，所以，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控制应将其逐渐放慢，而不是加快。现在来看，农村经济仍然欠发达，农民生活的条件比较差，农民进城打工的冲动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强烈。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应该控制这个速率，而不是鼓励这个速率，不是速度的城镇化，而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稳步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放慢脚步，给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提供一个空间，限制有些条件还不是很好的地方政府“力促城镇化的那种热情与冲动”。
当然，现在国际形势，其实给中国提供的机会还不是很好。美国、欧洲进口水平有所下滑，中国依靠出口、依靠投资增长来拉动GDP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依靠内需来拉动增长这块的潜能到现在还没调动起来。所以说政府得有一个既要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又要防止失业反弹，还得使老百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业局面的环境。
原有土地法面临修改
凤凰网城市：从目前的政策表述上看，引导农民工落户在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将成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主要路径。在您看来，在此过程中需要突破哪些困境？
张翼：自2009年年底以来，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屡次提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但从实际调查所反映的情况看来，80%的“八零前”农民工不愿转变户口，75%的“八零后”农民工不愿转。如果以交出承包地来换取城市户口，愿意转户口的占比则更低。而在愿意落户的农民工中，更倾向于到大城市落户而非小城市。
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来看，农民工已经完成了其“进城”就业的任务，但“落户”——或者为各级城市政府所正在推进的农民工的“户籍非农化”工作，却远比原来想象的复杂。
我们看到，对于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来说，目前主要集聚在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数量很小。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改革方面的红利有限，顶层设计上的政策供给与农民工的政策需求之间还有一定的配置错位。农民工因为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而产生的户籍需求还比较大。
凤凰网城市：农民工不愿转入城市户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失去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在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到：“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但在目前各地的实践中，“农转非”对于宅基地、承包地的处理办法并不统一。这带来的矛盾之一是，如果保留农民工原籍的土地，则可能带来耕地撂荒和农民工双重占地的问题。如果以土地换户籍，以目前城市户口的吸引力，显然是农民工不愿意的，这也将直接制约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农民工依然处在进不去城回不去乡的状态。
张翼：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规定与《土地管理法》是矛盾的。在执行过程中是按照土地法还是中央文件，产生的矛盾纠纷如何解决，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梳理清楚。
如果不修改原有的土地法，那么中央发出的文件在执行中就会被原有法规消解掉制度红利。但如果按照中央文件执行，对其中激烈的利益博弈又没有做明确解释。
事实上，目前农民工落户最大的难点在于跨区域转移的农民工群体。我注意到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建议农民可以把自己的耕地、宅基地全部转让，通过转让的收入支持他进入城市的资本需求。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能将土地变现的往往是城市郊区的农民工，而恰恰这些人还不愿将地以现价变现而进入城市。而占农民工群体一个很大比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或者那些转户意愿比较强烈的来自于偏远山区的农民工，其通过转租以或许现金收益的市场还不大，土地出租的价格比较便宜——总之一句话，这些人不大可能依靠资本下乡来解决其进入城市的现金需求问题。
因此，要想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在未来的户籍制度设计上，要将土地与户口挂钩的政策脱离开，既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在现阶段又要保证其原籍土地的基本权益，使得在城市的波动性发展中，这些农民一旦在失去工作，生活水平下降，还有回家的归路。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当然，这真的需要城市拿出实实在在的胸怀来反哺农村。
凤凰网城市：但是，我们看到，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三个一亿人”这样迫切且明确的目标。在目前城市户口吸引力并不高的情况下，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过多是“强制落户”的现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张翼：如果明年两会期间能够在法律层面修改原有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让农民工既保留农村的宅基地、耕地，又能进程落户，则在这个情况下完成人口落户的目标，就是城市可以掌控的目标。否则，要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限制落户的情况下在7年内解决“一亿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就会有较大的难度。
农村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农民对土地的重视心理，决定了农民的理性预期。如果农民的土地继续被变相强征，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层面的矛盾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允许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同时保留农民宅基地和耕地。因此，修改土地法中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文才显得紧迫而必要。
唯有如此，在许诺农地权利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才可能放心大胆的把自己的户口落在城市里，所以说整个改革的过程可控性，就是改革红利的释放。怎么释放这个红利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