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会议对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行了总体部署的背景下，如何让农民工这个城镇化的主体人群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新市民的问题已经上升为让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国家战略。
尤其在本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对于地方城市决策者而言，这样一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的部署无疑将成为未来各城市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与户籍挂钩的语境下，随着农村尤其是城郊农村土地溢价率越来越高、城市户口吸引力逐渐下降，在面临可能失去原籍承包地、宅基地的风险下，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是否真的愿意转为城市户口并定居于城市？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对来自于国家计生委通过12万份农民工样本调查统计发现，约8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只有10%的人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
可以说，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权属的规定，这份调查得出的结论并不让人意外。但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还存在错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通过有效调整让进城的农民的大多数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红利呢？
为此，凤凰网城市频道邀请张翼先生针对当下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张翼认为，要在不强迫改变农民土地权属的前提下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新市民。同时，深层城镇化的政策配置重点，应是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配置的均等化，而不是强化户籍的制度区隔功能。
应按常住地提供社会保障
凤凰网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到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了，这在不久前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都作为重要内容得以阐述。但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户籍化的城镇化道路是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理想途径？
张翼：事实上，在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速深度城镇化的进程方面，一直存在重大争论。
第一条路是绝大多数人的主张，要走农民工户籍化城镇化道路：即通过对农民工的户籍化使其共享城镇福利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这种观点认为，要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户籍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也是首要的，还被认为是现行制度下的必经之路。
第二条路是少数人的主张，即主张走常住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还户籍之人口以信息登记功能。使户籍制度不再成为城市福利配置的制度安排。为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就应该使农民工无条件参与城市福利制度的分享。实现在哪里就业、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均等化服务与福利的制度安排。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应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方向，而不应该继续以户籍将常住人口区别为三六九等。
凤凰网城市：但从目前区域经济差距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水平现状来看，中国可能并不具备条件来实现社会福利随就业地转移的条件。
张翼：首先我们要看，按照户籍制度来进行社会福利分配可行不可行？在顶层制度设计之前，首先要把握的是，人进入城市以后，会在一个地方永远固居还是会不断流动？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城镇化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人口流动的主流就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转变为城镇与城镇之间的流动。比如说你是上海的非农户籍人口，如果进入北京后又将成为一个没有保障的人，仍然存在社会保障网如何支持在这个地方生活的问题。因此，这样的分配方式必然会走进死胡同。
所以，社会福利和城市管理应该动态化。你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把你纳入这个社会保障网，你转到另外的城市工作，就在另外的城市获取社会保障。这在联邦制的国家里能做好，在中国就更具备条件。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社会保险制度碎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而不是最近几年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几年再解决由此所引发的后续问题的事。
凤凰网城市：但这种解决方式给人带来的担忧之一是，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分化悬殊，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如果实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道路，将会带来大城市进一步的膨胀，城市病更加严重，同时中小城市也面临着失血。
张翼：你的判断要有两个假设才会成立。一是假设中央仍然保持过去的发展模式，把大量的投资、重点项目全部放在大城市，使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趋势仍然保持下来。二是假设中国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处于上升通道，并会持续生产出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
第一个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开始动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感觉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改变了管理国家与经营国家的模式，开始有意识地把重点项目，尤其是中央直管的项目逐渐往中西部地区，往中小城市去配置，并力图借此缩小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如果中央政府率先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东中西城镇之间的发展差距就易于缩小；如果中央政府考察地方干部政绩的标准转移到地区内部的均衡发展上，则省级行政区划内部就易于步入均衡发展的道路，到那时候小城市的生活质量与大中城市缩小了差别。
第二，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正慢慢降低。人口的出生、生育意愿在受到社会发展约束的背景下，会伴随城镇化进程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所谓“越穷越生”的现象会逐步改观。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史表明，城镇化与女性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大幅降低出生率——如此来看，未来中国社会夫妇子女数的减少就是一个必然趋势。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实现均衡化发展，大城市所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劳动力净增额的降低，会为中国的均衡发展提供机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战略调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大的决心抓住这个机遇进行发展战略的调整的问题。投资的转移会通过就业岗位的引导而带动流动人口的流向。
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到城市来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赚取较高的收入。如果中心城市就业岗位提供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生活成本有所降低，则农民工自然会向中心城市转移。如果投资趋势不改变，而仍然迷信行政的力量去做所谓“疏导人口”的工作，就违背了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