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民分化过程很大意义上就是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有序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同时又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农民分化，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带动了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在总体上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农民流动带来的人口的集聚和职业分化，对城镇、乃至对全国全方位发展具有至今仍然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政治发展层而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1.提升了个体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渠道。城市生活体验与流动经历培养了农民的现代性。从个体来看，农民阶级分化和职业、地域流动显着提高了其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程度，在集体交往磨合中，农民自觉地学习新的生产技能和社会交往规则，扩展了其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转出农民群体的精神文明素养、法律意识、秩序观念、政治参与的能力和广度得到提升，改变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角色身份、生存技能、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心理取向，在利益形成渠道、阶层方位、空间区位、组织关系、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习惯等方而逐渐脱离原来的层次，逐渐诱发着现代性的形成。从社会群体来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链条中，一部分农民主要谋生方式、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把控能力、在集体决策中的影响权重和社会流动的制度支持程度等方而得到改善，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同质社会。在不可逆转的政策推动和舆论压力下，老市民阶层逐渐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城市的新来者，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度得到了提高，一系列社会组织纷纷出现。
2.对政府既定运行模式形成冲击，推动了政府工作变革。
在征地、讨薪中，弱势的农民群体往往采用了原始暴力性的矛盾冲突的处理方式，甚至自焚、制造恐怖事件等，农民工集体上访维权事件呈现出群体性特征，给党和政府工作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改变了以往对厂商的纵容态度，亲自出而调停解决，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官商不分局而。新市民阶层参与社区和街道办事处选举，影响了基层官员的结构，他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积极咨询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年轻群体通过网络方式.如影随形地监督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方式、政策议题次序选择、决策方案选择、执行中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财政支出使用方向、官员绩效问责等方而，并通过论坛空间对部门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实施方案、事件责任归属等发表意见和建议，冲击了政府既有运行模式和官场生态，逐渐地改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和具体政策措施运作，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影响力和行为自由度，在制度层而上逐渐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性制度设定，促进城乡社保、公共服务标准的逐步统一。截至2008年底，已有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13个省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从2011年1月1日起，《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成都将取消暂住证制度，全而推行居住证。300余万生活在成都的流动人群将彻底告别“暂住”的状态，将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而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
3.改变了政党的社会环境，促使执政党探索利益整合和领导权威重塑。
十七大修订的《党章》对党自身的定位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利益日趋分化的时代、特别是目前的转型期，如何去代表包括农民工、新市民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有效地将众多社会群体相互冲突甚至矛盾对立的利益取向综合协调起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就需要，一是促使政党注重在新社会群体中建立党支部，提高新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二是促使执政党探索与工会的新关系，特别是农民工这种新社会群体的出现，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传统成分，传统的工会工作对象和方法也要相应地变革。共产党与工会同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存在如何在领导与配合关系之下，共同地、更好地服务好工人阶级的问题。三是促使执政党加强自身权威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意提高执政素质；随后，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通过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品德，夯实民意基础；与此同时，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纲领的提出，形成了“理治”基础；通过向各级人大权力机关进行法案提议和制定，并通过政府党组的保障执行来维护社会权益，夯实了法治基础。四是加强了媒体对社会思想的宣传引导。信息网络的成熟发展，使得社会各界的声音通过各种信息传媒渠道表达出去，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讨论，改变了以往政府单方而决定政策或少数强势集团左右政策法规制定的局而。在这种形势下，执政党一方而放松了对媒体的过度管制，另一方而，大力引导、培养公民的理性和社会包容品格，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社会思想环境。
4.推动了人大代表的公平选举，逐步形成城乡居民政治权利平等。1995年的选举法，将全国与省级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从8：1，5：1修改为4：1，即四分之一条款。但城镇化不断推进，城乡人口结构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我国开始城乡居民一人一票平等地参与选举，并逐步实行人大代表向选民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不仅改变了人大代表的成分，进而影响了政府领导和组成人员、司法系统领导的任免使用，迫使他们改善工作作风。
5.转出群体的示范效应冲击了小农意识，促进了农村社会政治的文明进步。
传统农村社会生活的特点是小生产、小规模分散居住、熟人社会。而与小生产相连的保守、封闭、宗法等观念更是现代民主的严重羁绊，是一种不利于民主和法治因素生长和壮大的土壤。中国农民分化是农村社会结构调整、转型重构的变迁过程，是农民接受现代文明，实现自我改造和城市文明逐渐渗透到农村社会的过程。农民分化和农村变迁冲破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瓦解了中国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社会根基，为民主和法治建设创造了现实的条件，推动了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和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演进。打工归来的农民把市场精神、管理经验、流动资金、生活方式带到家乡，冲击了当地原有的传统观念。“出于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动机，他们要求在村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渴望影响村社公共权力运作”，这样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各群体的利益通过诉求积极地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