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促进农民健康合理分化的对策
阶级分化是一个趋好的自然过程，政府没有能力遏制、也不该遏制，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只是分化过程的疏导，促进健康有序分化。对照农民分化所需要的条件，根据目前农民分化的现有路径和主要障碍，政府一方而是解决好转出者现代性的培育和生存问题，使其当代和下一代能过好城市生活；另一方而是解决好分化余留部分产生的农村发展问题；第三是合理规划布局结构，缓解分化渠道的拥堵，使转移分化过程平稳。
(一)做好转出者生存保障。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生存性、制度性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社会经济过程。由于研究农民阶级分化问题一般考察四类对象：一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主要是依托当地发达的乡镇企业，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二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郊结合部(近郊村)农民，而临着失地风险；三是内陆腹地的农民，他们对身份转换很积极，主要通过进城务工和上学实现分化；四是城中村(都市村庄)的村民，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良好的历史基础，主要是随着政策调整或者开发区建设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化，但是由于他们既得利益较大，往往不愿意转化。由于第一类和第四类群体生存状况较好，笔者重点探讨近郊村和远郊村农民分化问题。
1.对于近郊村农民，要切实做好失地利益补偿和再就业工作。按照完善补偿办法、拓展安置途径、规范征地程序的要求，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让农民直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在征地项目安置之外积极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2.对于部分具备定居条件的远郊村农民，要消除城市定居的制度限制。由于城市生活缺乏长期稳定的保障，很大一部分农民对定居城市缺乏足够信心，往往抱着在青壮年时期打工挣钱随后回乡生活的目的，使得农民职业分化还没有达到稳态，分化过程呈现明显的过渡性。当前，我国2.3亿规模的农民工长期被处于叫m时工”状态。要陆续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给予市民居住权益的资格条件，并正式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这些新社会阶层的教育、就业、社保，促其稳定生存。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视情况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并建立异地划转的社会保障户管理体系，以方便农民工易地就业、落户到中小城镇。
(二)适应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人格素养要求，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从心理认同上看，由农民转化过来的各种职业人员往往只是完成了职业和生活地域空间的变换，形式上脱离了农民阶级，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保留着许多农民的角色意识与心理，而尚未发生角色意识的彻底转换，并没能成为成熟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各种新型角色人员，农民的特性仍很显着，这种角色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心理、技能、意识的积累，需要经历个人一生的努力完成这个流动过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完成城市融入。
1.农民群体的现代性素养培育。由于长期城乡制度性分割造成的发展起点不平等，中国农民具有复杂特殊的内涵：劳动技能不高、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组织纪律性极差、目光短浅、道德低下。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落后农村地区，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广大群众由于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锤炼而缺乏现代化的素质：一是缺乏科学精神：农民对因果规律探究不深，常把偶然性事件当成必然，顶礼膜拜，极易被一些人蛊惑利用；二是组织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我行我素，行事自私狭隘，不考虑对方感受、不考虑集体利益；三是交往狭隘而倾向于自给自利，农村尽管是熟人社会，社会交往应该是重复博弈，但是农民出于缺乏法制保障，对交易的不确定性充满恐惧，就选择不交易来避免产生损失，甚至对一次中交易对方的失信就耿耿于怀、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排斥分工和合作交易的思想行为不适应市场经济大生产的要求。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等媒体的教育引导作用，为农民了解外部世界、转变行为观念、学习科技知识提供便利，同时，鼓励农民多走出家门、步入外部市场潮流，逐步培养现代化的科学精神、交易规则和市场投资意识、市场交易意识、市场竞争意识。
2.认真解决“新市民阶层”劳动技能培训和子女上学问题。在分化过程中，个体的受教育技能程度、思想性格、家庭财富存量、社会资本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分化到了哪种阶层，其中，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影响人们的择业行为和择业效果，受教育程度高者往往可以谋到技术性、地位高、收入较高的职业岗位，而受教育低者只能从事一些简单、非技能型、低收入的工作。农民工较低的劳动就业技能决定了其很难获得一份稳定丰足的工作和由此带来的收入来应付在城市居住所需要的购房和维持体而的生活水平。城中村村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比较富足，对于他们来说，完成实质性的变换主要是制度形式的认定，而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更是直接影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作为过渡的一代，往往还要经过其下代子女通过教育或者制度保障才能实现与老市民阶层心理、角色的逐步代际转变、融合，最终完成向城市工人角色转变。所以，必须着力培育农村新生代农民和城市“穷二代”的劳动技能和科学精神，增强年轻人的就业竞争能力，可将巨大的农村新增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三)疏通农民分化的通道。
分化通道的多寡和口径大小及通畅程度是影响农民分化的重要因素。促进农民分化需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制度环境。
1.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规划工作体制机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是龙头，产业发展是基础支撑，体制机制创新是动力，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是抓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建立城乡土地规划、城乡人口布局、城乡产业布局、城乡公共服务、城乡市场体系、城乡基础设施、城乡管理体制等一体化工作机制，在市域范围内统筹土地和城乡发展，合理规划功能区的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融合、互动发展，改变过去市区规划与农村规划相互分离、城镇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双重标准的状况，为农民分化提供先导方向和制度支持。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养老、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直至逐步取消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待遇差异。建立健全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在改革进程中倾听农民的利益表达，维护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
2.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护，打破行业间过分的收益差异。当前承载农民分化到城市就业的主渠道是物流、家政、餐饮、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来看，其他分化通道狭窄。由于农民的劳动技能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成为农民分化进城的过渡环节。然而，当前一部分人对服务业仍有偏见，认为从业者低微卑贱，甚至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只愿到大城市、大公司。一方而，择业者要树立“没有稳定的职业，只有劳动技能的稳定与持续更新”的观念，打破“职业贵贱”“铁饭碗”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就业观念，敢于放弃进国企的机会而到三资企业去求职、应聘，谋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敢于放弃政府官位不坐而去下海经商；更要敢于自己早日办公司、当老板等。另一方而，由于劳动力过剩，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就业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权力安排亲属就业成为当前的一个显着问题，致使一些具有较高劳动素养的农民没有机会到高收入行业就业，在低收入行业就业的农民又而临着私营企业劳动权益保障不足问题。所以，既要逐步打破行业特权、职位特权，又要认真落实劳动权益保护，形成不分地区和所有制，无论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到外资、私营、个体企业，劳动者权益得到一致保障的局而，使各种人力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
3.加强政府对农民流动“蓄水池”的规划、引导，做好中小城市建设。提高人口布局的空间集中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便于进行社会管理，而城镇化就是人口积聚布局的空间载体。政府要通过房地产市场调控，并适时有力引导“打招呼”，引导农村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有序择址落户，把地级市和县城建设当作农民分化的“蓄水池”，缓和对“北上广”等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压力。按照城乡统筹联动、以城带乡的标准建设中小城镇，放宽户籍限制，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建设一批3-10万人口以下的乡镇和10-30万人的县级城市，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县域经济，发挥县城在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的作用，使县城成为城乡融合的枢纽和桥梁，通过县城把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扩展到乡村。从另一方而看，逐步形成各层次劳动力依知识水平(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在大中小城市空间梯度分布，县城也适合农民技能和生存方式的过渡性，这样，不同的产业层次和职业技能的人员对应不同层次的城镇，各个空间住所层级的人员生活舒适度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