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粮与种菜
当前对三农问题关注的焦点，除了粮食安全就是农民增收，而很少从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角度进行讨论。前面讨论试图说明，农村和农业问题只是中国现代化全局的一个侧面，不能仅就农村和农业问题来讨论“三农”。
从农民增收角度讨论农业发展问题是中国政策的主导方面。几乎所有中央“三农”政策文件中都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为了让农民增收，中央文件以及学界媒体大体有三种主张，一是调整产业结构，让农民种植高价的经济作物（后面用“种菜”来代表），以增加农业收入。问题是，决定农业产业结构的核心是需求而非生产。当前中国农村一轮一轮调结构，都是种什么亏什么，原因是总体市场上的需求有限，数亿农民不可能从调结构中致富；二是扩大规模，认为农民种田规模太小肯定富不起来，因此要推动土地向大户集中。国家因此出台政策支持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是所谓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去。问题是，进城农民干什么？尤其是在城市根本就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进城干什么？多数农民进城到了贫民窟，而少数留下来的农民就是富裕起来了，这样能说问题解决了？
总体来讲，当前各方面都认为“三农”存在问题，尤其是农业中存在问题，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来予调整。问题是，如果没有对三农问题包括农业问题的准确把握，政策调整可能会起负面作用。一般性地说法，要改造中国小农经济，因为小农经济存在两个“不适应”：一是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二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处处可以见到，尤其是当前农民土地细碎且人地分离的情况下，农民经营规模小而田块又分散，机械下田不方便，灌溉不方便，植保不方便，管理不方便甚至种植也不方便（因为地块太小而无法独立耕种），这种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使当前细碎分散的农地无法最有效地使用机械和其他农技农艺，并导致大量的无效劳动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业效率。
第二个不适应是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不适应。当前农民要靠农业增收致富，就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而要为市场生产，小农户又缺少与市场打交道的能力，他们就至少要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通过中介组织或通过龙头企业来与市场打交道，并响应市场的需要改造种植结构。市场变化很快，农民生产农产品只有适销对路才能赚钱。尤其是保鲜性差无法储存的经济作物，市场价格起落很大，赚大钱和亏血本都是正常的，这是市场本身的风险。
一般性地讲，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容易产生尖锐的矛盾，而如果小农组织起来形成一定规模，就可以比较好地应对这个问题。组织起来的方式，最佳模式是小农户变成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从而具备对接大生产和在市场经济中游泳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小农户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应对大生产与大市场，再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中介。当然，若工商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而形成农业企业，这样的农业企业就可能更有能力应对大生产与大市场了。
不过，以上一般来说的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只是一般来说。更具体地看，小农户又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可以简称为“种粮户”，这些种粮户，其所种粮食由国家保护价收购，所需要农资都是标准化产品，因此，种粮农户一般不存在与市场的对接问题，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与大生产的矛盾；还有一种农户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从而希望到有风险的经济作物市场上获取更大利润，这种的农户可以简称为“种菜户”。经济作物不耐储存，价格波动大，可能收益大，可能损失也大。正是其可能收益大，农户才会冒险种经济作物，又正是因为可能亏本，一般农户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种经济作物。这样，在种粮农户与种菜农户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均衡，如果种菜总体来讲收益高于风险很多，就会有更多粮农转而种菜，从而增加种菜的风险而降低其收益，若种菜有太大风险，之前种菜的农民就去种粮，总之之间有一个均衡，其中的均衡点与农民风险意识与避险考虑有关。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的均衡点。
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基本上不存在与市场的对接问题，他们关心关注的焦点是与大生产的对接。即能否获得基本的农业生产服务的便利。这个问题在后面再讲。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农户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与市场对接。如果农户的生产基地就在大中城市附近，或农户生产基地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农户就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这个市场来种经济作物，来获益。这部分农民就比缺少市场优势的农户更能获得较高收益。
离市场比较远的小农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因其信息成本比较高而风险更大。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农户组织起来，从而降低与市场对接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粮农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来，而种经济作物农户比较容易组织起来的原因。
种经济作物农户组织起来生产经济作物甚至可能比具有地理优越位置的城郊农户更有市场竞争力，其结果就是，组织起来农户生产的经济作物替代了离城市近的具有地理区位优势的小农户，而成为城市（或市场）经济作物的供给者。
无论是由城郊农户生产经济作物还是由组织起来农户生产经济作物，亦或由工商资本生产经济作物，市场并不会由于供给增加而消费增加。即使经济作物生产者开发出新的品种从而开发出新的市场需要，总体来讲，市场所消费经济作物总量在一个特定时期是相对恒定的（虽然总量是不断上升的，全国人民消费副食能力在增强），新开发出来的经济作物会替代旧经济作物的消费。也就是说，新经济作物生产者的加入会对旧经济作物生产者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为什么自1980年代全国都在学习山东寿光调整农业结构种蔬菜但鲜有成功者的原因：相对恒定的市场需求决定了只可能有相对固定的供给。生产者越多，供求过于求，就会降价亏本，就不得不有生产者退出。从微观上看，调整产业结构、组织小农户对接市场可能是农户增收的手段，从宏观和全局来看则是荒唐的。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户种经济作物，就同时将政府和农户置于风险之中：更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可能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从而亏本，农户亏本后的必然反应是责怪政府多事。有些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大包大揽及由此出现众多群体性事件的教训，至今还鲜有人深刻总结。反过来，当前中国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当完善了。一旦市场上有对经济作物的需求，自然会有农户响应市场去生产，且一定会有农户跟随。时间稍长，市场上的供给就会充分，甚至可能过剩，然后再自发调节。这是一个市场的自生秩序。
因为生产经济作物存在一个如何与市场对接的问题，这就使得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更有组织起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可能使公司+农户更有生命力，也使大户经营乃至工商资本进入更有效率。这些可能更有效率的规模经营就会对小农户产生挤出效应，小农户因为无能力获得市场信息及不敢冒市场风险因此转而种粮。当然会有小农户尝试扩大经营规模而在经济作物种植上面一试身手。
在经济作物市场总需求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面，政府指望通过指导农民来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加收入，这在本质上是荒谬的，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国家给了各种产业发展资金来支持农业龙头公司，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从市场上看，这种支持是无效的，从利益分享上看，对被因此而挤出去的农户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以为，目前国家在农业投资上有些操之过急。应该归市场去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去做好了。当有农户看准种植经济作物可以赚钱的机会，且认为这个机会比进城务工更有好处时，他就成为了一个在市场上游泳的人，他可能成功，从而赚很多钱，也可能失败。正是可能成功又可能失败的几率，决定了种经济作物的收益率与农户是种粮还是打工还是种菜的选择可能性。这是一个均衡。
若我们不是关注种经济作物从而希望到市场上游泳的农户，而是关注粮食，情况则大为不同。粮农生产的粮食，国家保护价收购，粮食作物是大宗农产品，价格稳定，种植粮食所需农资几乎都是大宗的标准化产品，其市场易得性很高。甚至种粮技术也都是一般的成熟技术。因此，粮农基本上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
但今天以农村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粮农存在着与大生产相适应的难题。分田到户时，为了公平，一般在村庄集体内将土地分成数等，每等土地按人均分，从而使本来就规模狭小的农户承包土地分散为很多块，土地细碎化程度很高。更糟糕的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之前承包土地的农户进城了，他们所承包的细碎土地转包给村庄内的亲朋邻里，流入土地的农户虽然耕种土地的面积增加，田块数量也更多了，田间管理和机械使用及灌溉等等也就更难了。据我们调查的估计，若将农户经营土地小块并大块，连片经营，其农业投入成本可降低1/4，劳动投入可以减少1/3，农业收入增加，经营农业的难度大大降低。如果农民经营耕地可以形成连片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方便使用机械及可以方便灌溉，由农村中老年人来种粮，种粮对体力要求就不是那么重要，而田间管理方面，中老年农民都是高手，他们这些种自己田的农户，必精耕细作，必有最高的粮食亩产。且对他们来讲，种田就是比较轻松的事情。
小结一下。农业GDP总量是有限的，这个GDP不决定于生产而决定于消费。全国人民消费农产品的总量缓慢增长，在某个时点上是相对恒定的，且全国人民消费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权重虽然也在缓慢变动，但在一个固定时点上也是相对恒定的。更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供给不会增加农产品的消费，但会降低农产品的价格，经济作物对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国家为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改种粮为种经济作物，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扶持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些工商资本会分享农业GDP，从而减少了农户从农业中可以获得的收入份额，而不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国家直接推动的调整产业结构都要存疑。若国家只是做市场建设的基础工作，从而为具有市场敏感性的农户乃至工商资本响应市场机会进入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便利，则可能提高经济作物种植的效率，包括种植经济作物满足市场需要的效率（更快地满足市场需要）。
如果国家不直接介入到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的市场稀缺情况就会通过价格传递到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也就会通过进入或退出形成自发市场调节。一般来说，更有资本、更有风险意识、更接近市场及更将农业作为主业的农户，会倾向种市场风险大的经济作物，农业企业也可能进入，工商资本也可能进入。这是一个有激烈利益博弈的领域，可能收益巨大，也可能风险巨大。在利益与风险上面，种植经济作物会形成一个市场均衡点。从当前中国耕地上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上看，可能要占到全部耕地的1/5稍强。多了就会有退出，少了就有进入。
而用于种粮的面积大约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4/5弱一点，全国耕地大约70%是用于生产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也就有大约70%的农户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而这些主要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者往往或尤其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的中老年农民。
即使在全国大约70%耕地上种粮的农户也并非只是生产而完全不考虑市场，他们应对市场的方式相对不如经济作物种植者敏感，其中最典型的应对是通过复种指数来体现。粮价太低就降低复种指数，粮价比较高就提高复种指数。当前农村普遍存在季节性抛荒，或者说农田复种指数不高，是因为当前市场上粮食供应充足，粮价不高。一旦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中国土地上还可以大大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个意义上讲，谁来养活中国至少在现阶段还不是问题。
这样一来，当前全国农户可以依据其种粮还是种菜区分为是响应市场型的农户还是自给自足型的农户。全国绝大部分农户仍然是种粮的自给自足型农户，他们往往是家庭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后留村务农的农户，这部分农户分享虽然不多但极其重要的粮食GDP收益。我们尤其应当保护这部分粮食GDP的利益由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户分享，或者说，中国70%用于种粮的耕地仍然应当由小农来经营，政府千万不能推动将粮田流转给大户来经营。若是那样，大量农民就会失去收入与就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就会瓦解，构成中国现代化基础的农村这个稳定器也不复存在，后果也就会极为严重。
糟糕的是，当前中央政策的导向似乎恰是在推动农民土地向所谓新型经营主体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