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长株潭城市群指数解读
排在第七位的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在五个一级指数中，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人口指数和城市经济指数均排在第五位，前者与武汉城市圈共同位列第五，超越了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这表明其人口发展的综合水平在九大城市群中位于中等位置，具备一定的潜在优势，后者排在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中原经济区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之前，主要原因在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第三产业二级指数和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数都排在靠前的位置，特别是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数，仅次于珠三角城市群，这说明环长株潭城市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有所突破，既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又达到了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
●武汉城市圈指数解读
排在并列第八位的是武汉城市圈，在五个一级指数中，武汉城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人口指数并列排在第五位，排在成渝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的前列。武汉城市圈在校大学生数比例和从业人口比方面的水平较高，优质人口指数和职业人口指数的优势显著，这与其高等教育院校集中以及相关投入较高有关。顾名思义，武汉城市圈有其自身的区域发展模式，即以武汉市为中心展开圈层式的发展，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其城市群均衡发展水平完全没有优势，在九大城市群中垫底，这与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传统的经济布局以及生活形态密切相关。
●环鄱阳湖城市群指数解读
排在并列第八位的是环鄱阳湖城市群，在五个一级指数中，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城市人口指数排在第七位，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口的增长率上，其在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都排在最后，整体发展水平有限。但作为位于中部地区的城市群，仍然有一些相对优势存在，比如在职业人口二级指数上名列第三位，排在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之后，在可持续经济发展二级指数上位于第三位，排在珠三角和环长株潭城市群之后，但值得注意的是，环鄱阳湖城市群较低的污染排放水平也是以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
2.我国城市群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东部发展较为成熟的四大城市群看，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城市群建设进入了需要深化改革的瓶颈期。
理想的城市群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主要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山东半岛城市群等，但从总体上看，东部四大城市群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一方面，与世界各大城市群相比，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和重点方向；另一方面，在动力机制上主要是行政手段，市场作用亟待释放。从各项发展指标看，东部四大城市群的水平处于持续提升过程中，但增长的幅度有限，一是经过前些年的快速和高速增长，开发程度普遍较高并抵达某种阈限，人口、资源优势的利用回报率有所下降，同时在空间资源和环境条件约束加大的背景下，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大踏步前进”，和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一样，东部城市群也迎来了以“中高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2.从中部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看，在环境保护、层级体系及人口资源方面均不乐观，且可能面临着“隐形塌陷”的困扰。
中部城市群主要包括中原经济区、环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四个。中原经济区城市人口指数倒数第一，城市经济指数倒数第二，前者显示人才与就业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后者揭示出当前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院校密集，优质人口指数和职业人口指数的优势显著，但本质上是一个“放大了的武汉”，在层级体系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环鄱阳湖城市群在九城市群中垫底，而基于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环境生态水平，本身也是极其脆弱和靠不住的。发育比较均衡的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其第三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仅次于珠三角，在一些指标上还超越了成渝经济区。中部城市群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隐形塌陷”，其人才和人力资源本身已经不足，而随着长江经济带的贯通和一体化，有可能流向下游的长三角和上游的成渝，这是特别需要注意和未雨绸缪的。
3.从西部的城市群发展看，和中部城市群已有一拼之力，但与东部还有较大距离，其难题在于如何突破各种现实的客观条件限制。
成渝经济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在人口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历年来基本在第五至第七位徘徊；在经济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处于第六位左右；在文化指标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在第四位左右；在生活方面，成渝经济区基本位于最末位，这是成渝经济区表现最不尽如人意之处；在首位比方面，成渝经济区的均衡程度较高，但由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这也仅仅是处于“简单均衡”或“原始均衡”阶段，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这样的“均衡”必然会被打破。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城市群发展的缩影，由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它们一般在区域发展中竞争力有限，在人力、资源的抢夺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如何突破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则是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4.我国城市群精神文化生态建设成效不明显，“重经济，轻文化”的现象依然较为严重，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还有较大的差距。
城市群代表了当今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力，本应是当代中华民族美好生活的核心空间。但在城市群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光鲜亮丽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各种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这说明我国城市群患上了“文化病”，在硬件、硬实力与软件、软实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原因在于，首先，目前我国城市群规划多是以产业、交通为中心的经济规划，评价标准也主要是一系列经济指标，这就在顶层设计上决定了其必然走上“经济型城市群”的发展道路。其次，尽管在一些规划和实施方案中“文化”一词频频出现，但由于规划编制的基本立场和评价标准并未改变，文化充其量只是一个“摆设”，“重经济轻文化”的基本格局未得到改变。这是我国城市群规划“惊人相似”的主要原因。再次，尽管我国城市群涵盖了巨量的区域文化资源和生活方式资产，但对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的实际贡献极其有限。从文化指标评估看，中原经济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文化底蕴丰厚，却排在靠后的位置，这说明其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经济效应和影响力没有挖掘出来。对于物质空间上日趋局促的城市群，文化开发和提升是今后应重点研究、规划和布局的战略方向。
3.对我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建议
1.东部城市群探索人口、经济、生活、文化四位一体、均衡发展的城市群机制，解决我国城市群层级体系混乱和一体化缺乏内生动力的问题。对此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机制体制改革，合理划定城市群的层级体系与边界，以理顺城市层级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为中心，构建符合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协调协同发展机制，把“浅表合作”延伸到实质性合作和“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2.中部城市群建立就业、产业和基础设施三者的联动机制，提升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提升长江中游三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是关键，对此需根据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人力禀赋特点，建立就业、产业和基础设施三者的联动机制，朝着人口、经济、环境和文化四者协调统一、相辅相成的方向迈进。通过城市群内部的人力禀赋特点和产业布局的双向互动，逐步调整产业和就业的结构，积极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就业、产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
3.西部城市群需努力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找到理念、机制和技术发展的新思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少城市及城市群都面临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该城市群中的城市基本处于美国中部内陆，向外联系的通道是五大湖水域。成渝经济区同样有长江流域这一通往外界的水域，和五大湖城市群相似，如何变自然地理环境的劣势为发展的优势，很多西部城市群都可在发展理念和机制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在资源匮乏和地理位置封闭的背景下，通过积极运用交通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及技术路径方面找到新思路。
4.深研并重建区域文化认同，切实推进文化城市群战略实施。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群规划大多以交通和产业来引导发展，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等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区在现实发展中并不占优势。而后发展的城市群不仅难以通过交通和产业得到充分发展，也会牺牲掉欠发达地区传承较好的区域文化传统和认同感。无论是当代国际城市群建设，还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构建，实际上都与文化和价值息息相关。城市的本质是文化，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依托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两大国家战略，将“文化城市群”作为落实“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和核心框架，转变以工业化、现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大力培育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关系和协同发展机制，是我国城市群发展应认真研究和布局的总体思路与核心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