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际上，“常平仓”和“补贴”这两项政策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都变了味。
“常平仓”的原理是“低吸高抛”，从而避免“谷贱伤农”、“米贵伤民”。但是，在美国，由于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很高，从而使得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在美国，农业危机往往就表现为粮食过剩的危机。所以“常平仓”在美国仅仅是发挥了储备的功能，避免粮食价格过低，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庞大的谷物库存增加了美国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参照美国联邦政府开支表)，这时候，“粮食援助”就成为美国消化粮食储备的一条捷径。一来可以解决库存过多、增加政府开支问题；二来还可以作为武器，为国际政治所用。
小农场的破产之路
至于补贴制度，在美国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意外”。越来越多的补贴流向了大的农场主。小农场主所得份额相当少。
首先，大型农场的产量自然要高。从销售额的角度来对农场进行划分，至少收入50万美元的农场才能算得上是大型农场。在2002年，大型农场的产量占据了43.9%的份额，而在1989年这一比例只有28.9%。在2002年，大约有6.4万家这样的农场，而在1989年只有3.2万家。大型农场的平均生产成本更低，也更加有利可图。所以，他们的产量还会继续扩张。
其次，农场品项目补贴涌向了大型农场。农产品项目补贴包括所有农产品和灾害援助补贴。这些补贴是跟一些农产品的历史产量紧密相连的。比如，销售收入在10万美元和25万美元的家庭农场在2002年拿到了27.2%的农产品项目补贴。占8种农场品产量价值的27.3%。这8种农产品为大麦、玉米、燕麦、大米、高粱、棉花、大豆和小麦。农产品项目补贴的数额是直接跟可获补贴的农产品产量挂钩的。产量越高，补贴就越高。年收入超过50万的超大型农场在2002年占据了农产品产量价值26.6%，同时所占据的补贴则达到了27.4%。而在13年前，其所占的补贴仅仅有11.7%。
相应的是，大型农场主的家庭收入自然也更高——高产使得农产品项目补贴都流向了大型农场主，使得他们的家庭收入自然水涨船高。在1989年，一半的农产品补贴流向了收入低于46661美元的家庭，一半流向了拥有较高收入的家庭。在1989年，中等收入是40484美元，但是到了2002年，得到一半农产品项目补贴的农场家庭收入急剧上涨，达到6058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中等家庭收入在2002年仅仅为42409美元。
在2002年，收入为20万美元或者更高的家庭农场拿到了14.5%农产品项目补贴；而在1989年，这一数目为9.3%。收入在10万美元到2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以及非家庭式的农场也拿到了大部分的农产品项目补贴；但是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所占据的农产品项目补贴份额明显下降了。
但是，农场主们的农业补贴所得和农场净收入之间并不是正相关。
根据周立的分析，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在1990年到1996年间，一直在100亿美元左右。1998年之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这些补贴并没有让农民的收入相应提高。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农业生产的上游包括种子化肥和下游的食品价格直接挤占了农民的补贴。最后，由“食物巨人”们拿到了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倾销低价粮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小农场一个接一个地破产。
周立向《大生》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也不足1950年的37%。从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因为破产被兼并。事实上，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出小农场，是因为其能够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大农场主虽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但是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样，当食品加工商压低价格时，大农场主仍然因为规模巨大，有足够的利润额可以维持生存，而小农场则因为利润额太低，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从而不断破产，被兼并。
理所当然，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要么变大，要么走人！
谁攫取了补贴？
补贴制度最后惠及的不是美国的农场主们，而是跨国农业巨头，在周立看来，是“资本”的注入导致了这一后果。
周立认为，“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制度。政府通过“低吸高抛”的原理来稳定粮价，稳定农民收益。而稳定了农民收益就是稳定了粮食供给，从而稳定了整个国家的粮食消费。这样就可以保证整个国家体系的稳定。但是“常平仓”制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先前资料的收集到粮食的储备，政府要承担巨大的开支(参照见美国联邦政府开支表)。美国花在粮食储备上的费用在逐渐增加。
为了卸下这一重担，美国政府遂考虑将其成本外部化。而在这一外部化成本的过程中，资本慢慢地渗透进来，并不断地攫取更多的收益。周立认为，政府要将成本由“外部”去承担，那么“外部”就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攫取了一些特权。比如，跟政府之间的联系，甚至包括一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参与，都有说话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地走向了大粮商垄断粮食的收购，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收购。资本遂往上、下游伸展。往上游延伸，延伸到种子、化肥、农药等领域；往下游延伸，就延伸到深加工、销售等领域。
在外部资本的注入过程中，美国的农业政策逐渐出现偏差。美国用直接的补贴政策替代“常平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这也就是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重要调整。《1996年农业法案》规定，政府不再设定目标价格，而代之以固定的直接收入补贴。通过粮价的涨跌来决定补贴的数额，粮价上涨，政府增加补贴；粮价下跌，政府减少补贴。而跨国农业集团已经控制了种植的上游和下游，补贴就直接流入到了他们手里。
分水岭：1996年农业法案
美国的“常平仓”是否在《1996年农业调整法》出台之后就解体了呢？
《大生》记者在比较美国历年粮食储备时发现，美国政府的补贴数额跟粮食储备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补贴额比较高的年份，粮食的储备数量就相应比较高。比如1964年的粮食储备为611万蒲式耳，是20世纪60年代储备年份中比较高的，相应的是1963年的补贴数额跟以往相比，也算是“大跃进”，达到了16.96亿美元。在1958年，这个数字还是10.88亿美元。再比如，1983年的补贴数额是92.96亿美元，而1982年还仅仅是34.92亿美元，而当年的粮食储备也达到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为949万蒲式耳。1987年也是一个正相关很明显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