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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农民跌倒在增收路上(3)

发布时间:2008-12-09  来源:南方农村报
摘要: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

  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飞拉了两次,一次是清明后,一次是8月份,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复合肥价格已经变成260元/百斤。种了14亩水稻的他,第一次拉了4000多块钱的肥料,第二次又拉了1000多块钱。

  农资易涨难跌

  农资价格只见涨,不见跌,“正邦”牌农药在清明前是20块一瓶,清明后变成23块,6月份变成25块,现在还是25块;同样,复合肥从去年的125块涨到清明前的130,再到清明后的240,8月份的260,现在仍然是260。“听说石油、硫磺什么的原料早就降价了,怎么农资价就不降了呢?”李雪飞很纳闷。

  李小心翼翼地向经销商表达对肥价只涨不跌的不满,得到的答复是:肥料企业是在原料价格高涨时进的货,现在还在用它们生产,肥料价格当然不能降。

  业内人士透露,肥料涨价程序很简单:大型肥料企业根据硫磺等原料涨价的情况,将出厂价提高,区域经销商也随之水涨船高,乡镇零售商再加价将肥料卖给农民,而中小型企业涨价则紧跟大型企业的步伐。肥企——区域分销商——乡镇经销商,农资涨价顺流而下,每多一层,价格便高一截,到农民手上时,肥料价格已经翻了跟斗。这个价格链条传递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在一天内完成的。然而,虽然各种原材料价格如硫磺全面暴跌,但是肥企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迟降价,这是行业内普遍的操作原则。这便出现了“涨价如火箭升空,降价似蜗牛下楼”的怪状。在这种不对称的价格运动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农民。

  等钱用急卖粮

  每到8月,洲西村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里,便多了一些来回穿梭的卡车,村民对这些收粮食的车辆习以为常。

  粮贩子跳下卡车,走进廖德星家的晒谷场,吆喝一声:卖粮不?

  “多少钱?”廖德星问。

  “110。”粮贩子答道,这是一百斤的价格。

  “能不能高点?”廖德星近乎乞求。

  “不卖以后更低喽。”粮贩子颇不耐烦。

  廖德星忙不迭地答应,粮贩子又以稻子不干,没有经过风车为由每百斤扣2斤。

  廖德星的急切,源于琢磨不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往的教训让他“不敢等”,最新的例子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冰灾让许多“等等看”的桔农血本无归。“今天100,明天就80,都说不定的。”廖摇摇头,“比如花生,11月初还是1块2/斤,现在只有8毛5了。”今年他种的4亩多花生亏了本。

  有些村民则是“不能等”。由于家有小孩上学急着用钱,他们早早就把粮食卖了,价格往往更低。尽管免费义务教育已在英德实施,但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中学的住宿费、伙食费、乱收费比当初的学费还要高。而洲西的小学生上到6年级,就要转到圆山小学去读——这个小学属于另外一个村委会,伙食费和交通费要增加不少。

  收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赚运费的,例如本村的马桥宝,在本村收110元/百斤,卖到沙口是115块;一种是加工厂老板,自己收粮加工成米。无论哪种方式,对村民来说,粮价都是已经决定好的,只是等待自己确认。

  “啊?跟粮贩子抬价?”听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建议,廖德星睁大了眼睛,“最多开个玩笑,说能不能提点价,人家也会跟你开玩笑,说‘你叫国家先提啊’。”

  与其他村民不同,李雪飞憋了一口气,要等更高的粮价,他的心理价位是120块。等了几天,他终于等来一个电话——沙口镇粮贩谢献根打来的,对方打听到他是大户,有1万斤粮食,愿出价118元/百斤,约定第二天来收。

  留下1千多斤自用,卖出9千斤,李雪飞老婆很是高兴,说“赚了一万块”。李雪飞训斥她:光买肥就花了5000多,还没有算农药、人工、机械的钱呢!就光看钱,不看成本!

  国家操盘粮价

  在灯光昏暗的米店里,谢献根一脸委屈地干笑着。在他看来,决定粮价的,显然不是粮贩,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8月初,谢献根与沙口其他的粮商便去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国企)打听风声,以便决定自己的出价。储备公司发出的话是110块/百斤,谢献根们据此认为今年的粮价就是这个水平了。

  在大站镇,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的储备库正在抓紧建设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储备库计划库存3万6千吨,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相当于全市108万人维持温饱水平40天所需的消费量。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储备公司对本地的粮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通过四级(中央、省、市、县)粮食储备,可有效地调控当地的粮食余缺,进而控制价格,“要想国内粮价大涨,不可能”。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控制粮价,第一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是中储粮不时地拍卖粮食,第三是严格控制粮食出口,所以,虽然国际粮价飙升,国内粮价却仍然涨幅滞后。此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已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达对国家一手补贴国内生产,一手限制出口的不满。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才是粮价最后的操盘手。这只手如此无形,以致农民琢磨不透。“听说国家提出国内粮价要跟国际接轨,你说城里人能答应吗?”走南闯北,自称“知道城市是靠牺牲农民建起来的”村中能人陈寿财满脸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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