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有一个搞表带，有一个搞手袋，有一个搞服装。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从企业从法律上说，我们双方都是投资者。
这个叫刘起棠的香港人是最早一批与渔民村合办工厂的，一见记者，刘起棠就很热情的介绍起，他们用罗布红麻纤维制作的新款服装。
刘起棠：这件衣服卖2380元钱，短袖的，而且是铁价不让。
刘起棠来渔民村合办服装加工厂，看重的是这里离香港近进购辅料方便，还有充足的劳动力。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效益我们是分享的，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水涨船高，花田公司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股东的收入。
与香港人合办工厂，成了渔民村增收的一个途径，村民即是股东也可以参加劳动领工资，收入越来越高。
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根据个人的持股量，2万左右，就是每个股东的年分红，平时他们还享受一些老人的补助，生活补贴。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就不是万元户是万元人了。
1989年，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吴颂球毕业，他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作为村里引进的人才回村工作。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回来以后就被安排到工厂做厂长，工作主要是协作外商办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作，帮助他们方便他们投资。
然而，工作不久吴颂球就陷入一场“深圳姓资姓社”的思想漩涡之中。因为当时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中国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国内物价上涨幅度过高，不少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和特区的政策。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当时担心，就怕政策变回原来的样子，怕家里的资产被没收。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听到有些人讲深圳是姓社还是姓资。
当时吴颂球已经当了一年多时间厂长，整天与香港人打交道，在企业拿工资还分红收入比较高，所以更担心。就在渔民村人，深圳人在期待一个说法以正视听的时候。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乘专列抵达深圳。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急着要看一看深圳有什么变化。
邓小平：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深圳市罗湖区原渔民村村民吴颂球：第二次他南巡的时候没有来我们村，他就说坚持100年不动摇，那句话是我们印象最深的，100年不动摇我们绝对不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