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二元结构的体制弊端更加突出和显著化。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作“增长中的烦恼”，重庆市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农村集合体，将怎样开始这项试验？
黄奇帆：我们就是要在观念上、政策上彻底解决住房等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增长中的烦恼”。
“破解二元结构非常迫切和紧要”
一场宏大叙事的改革探索，正在中国大地上演绎。重庆，在这一宏篇巨制中又担当怎样的角色？
改革的巨大成就光耀中华，但计划体制和二元结构的惯性和惰性，仍然不容低估。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成为我们最严峻的挑战。
记者：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奇帆：重庆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记者：农民在这个二元结构当中有怎样的境遇？
黄奇帆：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这还是一个人权问题。
记者：您一直说，重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显得非常迫切和紧要。
黄奇帆：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三分之二，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在17个区县中，有 15个是贫困区县。重庆市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都集中在“两翼”，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80%。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 1250元。
记者：大规模的“农转城”、公租房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都是前所未有、胆识和魄力空前的。这里面有什么动因？
黄奇帆：我一直认为，凡是久拖未决的问题，凡是大面积存在的问题，都要用改革、创新、重组的思维。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就是在这种思维引导下找到的统筹城乡的重要突破口，本身就是户籍改革的范畴。当然，公租房也是城乡统筹一揽子解决方案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治理现行城市住房体系弊端的有效措施。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忧与目前中国发展阶段似乎不太合拍的高房价，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抬高城市生活成本、恶化城市创业环境从而遏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公租房无疑是一个创造性的良方。因此，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欢迎天下能人志士来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