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部大部分财政穷县类似，农村教育的绝大部分成本由农民买单。不过，由于政府重视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偏僻的地理孤岛成为一种可能，优良的教育质量又大大强化了农民送孩子上学的意愿。换句话说，较高质量的教育，可以为孩子争取一个较高收益的未来，教育投资才可能成为农民现实的选择。
本报记者以“高考状元县”甘肃会宁为参照系比照发现，由于独特的光照和土壤环境，老百姓多种植经济作物，农民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会宁。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育投资失败带来的风险。2009年，民勤农民年纯收入达到4600元以上，远远高于会宁农民的2135元。
据民勤一中语文老师赵明发的观察：“一个普通的民勤农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不需要举债。老百姓不一定要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是获得知识。赚大钱的思想在这里很少。”
如今，每年高考录取结束，人们奔走相告，赶着去民勤一中看榜已经成为这座西部小城的风景。密密麻麻的录取信息从头到尾全部上墙，围绕民勤一中的外墙整整一周。纷纷赶来的家长垫着脚尖寻找子女的录取信息，争相传播……这是这座小城最荣耀的时刻，仿佛，漫天的沙尘从来没有刮过。
衡量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机制，不仅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拔尖的人才，或许还要看它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正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勤教育成功突围的启示或许在于，地域之间、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努力办教育是地方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流动、地域平衡的一种重要机制——让出身底层、偏僻西部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缩小这种阶层的、地域的差距——毋庸置疑，这项机制活力的实现，有赖于地方政府打造出优质的教育。
一家之言
为了那些“花儿”母亲的梦想
北京安贞医院的护工，大多来自甘肃。3年前我在那里住院，请的护工小高也是甘肃人，30来岁，是两个小学生的母亲。丈夫在家乡县城里干建筑队，她本人已在北京干护理多年。有一天，我在医院走廊上进行恢复性运动，碰见她和四五个干护工的老乡一起，都双手背后，倚墙而立，轻声齐唱家乡的花儿。窗外不远处，就是即将竣工的怪模怪样的“水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