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间，党国英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九问》一文的第四问――“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还是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抑或是从两种视角的结合配置资源？”中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大豆生产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在大豆问题上基本上已经缴械投降。那么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小麦、玉米上？大豆没有竞争力，所以缴械投降，大豆本来是中国人的本土产品，那么我们小麦玉米的竞争力就好么？现在因为国内市场的统一，我们很多地区不种小麦，小麦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周边地区。农民告诉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至多能种一百亩小麦。限制原因就是灌溉，因为灌溉要有干渠支渠毛渠。把田地分割成块致使大型农业设备很难耕种。而在美国，我采访的农场主，雇佣三个人就可以耕种四万五千亩的土地。此外，现在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甚至比城市服务业工资单价高出一倍。我国小麦、玉米的竞争力也不强。如果国际市场开放度提高的话，也会出现问题。现在世界局部地区不稳定，非洲战争地区土地没有利用好。美国世界警察角色对粮价有影响。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像大豆一样，进口小麦玉米就，行不行？有些学者赞同这样做，这其实是个政治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样做不行。”“应该把从全球视角配置资源和从中国视角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可以在中国搞旱作农业，但这样就面临着产量的下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灌溉农业，优质土地都是灌溉出来的，但搞灌溉农业就意味着竞争力较弱。这是一个矛盾的两难选择。”
今年5月24日，党国英在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创新空间”报告时指出：中国农业生产成本高的原因在于灌溉农业。他提出了解决农业成本高问题的两条办法：一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二是保护农用土地。“怎样解决农业成本的问题？我们只能走规模经营的路。这个问题要表现在政策上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麻烦，国家要进行农业提价，国家今年的三农开支可能要达到3万亿人民币，欧盟支农支出才5600亿人民币，去除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仍然要比欧盟高。但从数据上来看人均上已经越来越接近欧盟的水平，这个成本是非常巨大的，3万亿按市场价格来算可以养活2个中国。这个状况必须要变化，要检讨政策，未来要想办法降低农业成本促进农业现代化，我们的出路不是提价，而是要下调。”“目前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就要与发达国家对比为什么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高。原因在于我国是灌溉农业而美国是旱作农业，我国农民三分之一的劳作时间花在灌溉上，以至于这两年出现一些地区农民只种一季的情况，并且只种玉米不种小麦，农民认为只种一季玉米更划算所以不种小麦。农民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但是粮食单产是下降的。如果中国农业进一步市场化的话，中国的农业自给率会呈下降态势。但是经济效益会得到提高，要扭转这样的情况，就要增加农地的数量。
四，党国英博士认为：甘肃定西市正常年景种植的地膜双垅沟播旱作玉米亩产量达1500斤左右，不比美国低，破解了旱作农业产量不高的难题，全国应当学习和推广定西经验，向在300―500毫米降水量的广袤旱地要旱作农业高产，向荒漠化治理要旱作农业规模。
今年6月份，他写的《饭碗政治》一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专家广为关注。其中有很多闪光、耀眼的观点。其中三个观点有意思：
一是强调中国农业与食品流通加工产业的相对效率是下降的。他指出“农村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使中国一举告别了食物短缺，群体性的饥饿不复存在。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吃饭这件事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经济学把家庭吃饭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叫做恩格尔系数。通常，这个系数越小，国力就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富裕。中国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在2006年到2011年之间竟然不降反升，由35.8%上升到36.3%，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一般在20%以内。这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安。这说明中国农业与食品流通加工产业的相对效率是下降的。”
二是强调“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平衡需要提高单产，要消化因此产生的高成本必须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而我们对开放的承诺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竞争。”
三是指出定西旱作玉米亩产量达到1500斤，超过美国。“技术进步是摆脱困局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甘肃定西年降水量300毫米，但因一项旱作农业技术，能使玉米平均单产达到1500斤以上，超过了美国的水平。可是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广却不容易。这里还有政治的因素。国家支农资金分配的导向是灌溉农业，不是旱作农业。国家资金养着一批人均与灌溉农业有关，与水利有关。他们有话语权。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就超过了三峡水利枢纽。把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扭到旱作农业方向上，要动谁的‘奶酪’，谁愿意？这也是金钱的政治。”
过了一月，即7月19日，新闻媒体界很有影响的《南方周末》发表党国英“土地制度与吃饭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农业耕作方式有关，二是与农业规模经营水平低下有关。这两个方面均与土地制度、与国家支农政策有关。
“中国走了一条很特别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发展灌溉农业。灌溉农业不易发展土地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单位农产品价值的人工成本很高。我们在华北地区调查，农户的劳动时间约三分之一耗在了灌溉上。灌溉农业的地面设施比较复杂，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连续便捷使用。又因为多年来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不统一，农村存在大量半失业人口，使每个农户的平均规模很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高。”
“旱作农业能不能增产粮食？当然可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粮食单产平均水平比美国低；我国农产品主要靠可灌溉的农地，而美国粮食主要靠旱作农业。平均单产不低，只是美国旱作农业的好处之一，更重要的是其粮食成本低，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中国的案例也证明旱作农业其实有好的前景。近年甘肃定西地区发展旱作农业，每亩产1500斤玉米是正常年景；好的情况下是一亩一吨。我国过去如果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技术，今天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市场比政府‘聪明’。如果有好的农地产权制度，有更自由的农业市场环境，农民自己会选择适合的农业技术路线。我们的农村土地制度成了支撑灌溉农业发展的一个‘政治基础’；有这个制度，农民就只能接受政府倡导的农业技术路线。在少数地方，农民有较大自由权，就不选择灌溉。河北一些地方之所以不种小麦只种玉米，就是为了拒绝灌溉成本。如果农民获得土地产权，农民更有可能较全面地计算成本，选择合理的农业技术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