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回忆说——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
万里找到总书记胡耀邦，他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吴象深情地回忆起胡耀邦与万里的挚交。吴象说：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
胡耀邦完全赞成万里的提议，并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解决这个“违纪违法”的难题。
万里举目四望，他发现，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润生，他请杜润生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并对文件作解释和说明。
万里对杜说：“一定要把原来中央决定中的‘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最好是‘支持包产到户’。”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
杜润生为会议亲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写道：“要尽快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
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参加的有杨立功（时任农林部部长）、钱正英（时任水电部部长）、陈国栋（时任商业部部长）等。但是杜润生怎么也没想到，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对“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提出：只能“划一个界限，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会议记录交由万里审阅，万里慨叹，除了杜润生，整个国家农委都反对包产到户。
第一书记座谈会还是如期召开了。无论是万里还是杜润生，都预感到这个会一定不平静。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
文件讨论稿被杜润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阐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的选择。
在座谈会上，杜润生对此作解释说明：“现在群众乐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联产计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实行专业承包或小组承包。这么多的形式，今后应听任群众自由选择。”
农委副主任张平化紧接着发言说：“文件经过农委讨论，但润生同志的讲话农委没有讨论。”
分歧立刻显现出来，继而变得更加白热化。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杨易辰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发言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争论针锋相对。
杜润生在会下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地区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以来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杜润生回忆说：“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杜润生只有无奈地苦笑。
会议在这样的交锋和矛盾中尴尬地结束。杜润生还记得，为了解决分歧，会议闭幕前，他和胡耀邦、万里讨论，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文件。最终形成的文件当然还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几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民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
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华国锋对这一改动表示很满意。他说：“这样写，好！”
段君毅很明智地看出其中的玄机，他在会下说：“这个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照自己的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办法收场。”
这一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后来以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党内。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杜润生说，75号文件其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
会后，已经调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吴象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阳关道与独木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出了会议的观点交锋。
会后，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75号文件已经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开始普遍推行。
十三、五个“一号文件”
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了近两年，而距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1000多天里，在共产党内部，在支持和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的博弈和消长中，千百万中国农民却以“吃饱饭”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目标为动力，以包产到户为支点，艰难而执著地推进着农村改革的进程，并因此慢慢“填饱了肚子”，从而使得这一进程难以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