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借地渡荒”：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每人借三分地，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统购任务。
这几乎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它直接诱发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肥西县山南地区的旱情最为严重。9月的一天，县委书记常振英焦急地来到山南，找到区委书记汤茂林问怎么办。汤说，没别的办法，要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要按照原任省委书记曾希圣1961年的做法，包产到户。
常振英咬着牙答应了。他对汤茂林说：“你不是正在黄花大队蹲点吗？就在这里搞试点，试试看吧。”
汤茂林立刻赶回黄花大队，连夜召开党支部会议。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会议”的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党员们再次学习了“省委六条”，“六条”上说：“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这让被逼急了的这批农村党员看到了缝隙中的一丝亮光。会议结束时，形成了“四定一奖一罚”的规定，即：把地借给社员，定土地、定产量（麦子200斤／亩、油菜100斤／亩）、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100斤，奖励60斤；减产100斤，罚100斤。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老汤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定土地、定产量，不是包产到户是什么？但汤茂林死也不承认。
这个决议在第二天的全体干部大会上通过，又在9月17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受到热烈拥护，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说：“这样下去，我们就有饭吃了！”第二天，全大队997人、997亩麦地、491亩油菜地全部包产到户，当天就种了40多亩。
消息很快传开，就在黄花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一封群众来信被送到了县委、地委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案头。信上说：“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人向何处去？他在山南大搞曾希圣式的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
县委书记赶紧召见汤茂林，嘱咐他：“不能联产，一联产性质就变了。”
此时在省委，万里也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他将信批转给省委书记顾卓新，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你阅”。顾卓新将信批转给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上书“肥西山南区人民来信请阅后派人查处”。王光宇又批给农委周曰礼。周阅后批给省委政研室沈章玉……
在这一公文旅行中，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下了一场小雨，麦子油菜长势喜人。12月的一天，省委政研室沈章玉终于来山南调查来了。他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请，面无表情四处转了转，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小时，沈又回到区委向汤要饭要酒。在饭桌上，他神秘地对汤茂林说：“汤书记，你是干对了，中央正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许今后的路子就照你这么干。”
汤茂林这才长出一口气。他看到了那封群众来信，看到了上面的系列批示。但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期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不要都等我这个第一把手来决定。根据作物情况，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也可以奖励到人、到组。所有制不变，出不了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这种睁眼闭眼的拖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对待农民自发改革的态度，后来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
五、两个“不许”干
万里开完省委常委会后不久就赶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会上，农业问题是重要的讨论内容之一。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等3个农业文件。文件再次提出了学大寨的目标，要求各地将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去”。
但是，代表们大多都对文件提出了异议。与会者对文件回避当前农业的严峻现实表示强烈不满。
王震沉痛地说：“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究其原因，有代表表示，农业上不去，根本原因就是左倾路线所致，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不够正确，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在具体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有代表分析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弊端。还有代表提出了农业学大寨要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在那个会上，代表们强烈要求修改会议提交的3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各组认真递交了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对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左倾路线进行清算，成了大多数代表的共识。但究竟往后怎么做，分歧依然极大。
万里、周惠（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几个省委第一书记联名向中央提出，文件中不应该再写上“不许包产到户”，至少应该允许部分贫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吉林省委书记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多数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王任重、杨易辰等，仍是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同意包产到户。
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交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准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
这已经让某些省的书记们暗暗称快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回去就说：“从总体上讲，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扫除。”
会议在12月23日结束。很快，万里返回了安徽。在省委会上，万里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针对中央文件上的“不许”和“不准”，吴象回忆说，“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六、开始了包产到户
不久就是1979年的春节了。刚到年初六，万里就派周曰礼为首的工作组来到了山南公社，向农民宣讲三中全会精神，文件读完后谁也不发言。周诱导性地让大家回忆这30年啥时候日子最好过，这下，七嘴八舌地都说是曾希圣搞责任田的时候最好过，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