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曰礼没有想到的是，时隔近一年，他在会上的境遇依然如昨。两个多小时的发言之后，他再次遭到“围攻”。特别是在华东组，周曰礼陷入重围。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姓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与社会主义不沾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农民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
杜润生安慰周曰礼说：“别急，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实验结果有利，就继续试。”
周回到安徽，将会议情况向万里汇报，并向他请示如何向下传达贯彻。
万里听后决定：不传达，不贯彻。
杜润生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只有安徽省是在地方政权支持下大规模试行的。”
无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责任。
杜润生回忆说，万里曾经与农业部前来视察工作的一位高官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
——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我要社会主义！
——我要群众！
杜润生说：“争论的语言、逻辑上虽然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真理却在万里一边，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万里后来回忆起自己这一段的心境时，亦表现得颇为复杂——
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就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然而，当这个顶着风头上的第一书记要易位的时候，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十、给包产到户“上户口”
1979年的最后几天，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万里要调走了。
万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不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将可能发生怎样的摇摆。在新年过后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他尽可能地试图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让它至少在安徽省内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在会上明确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等于单干，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
会议之后，万里来到了小岗村，这似乎是一次告别之旅。这一次，万里又一次热泪盈眶。
同行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记录了这一感人的时刻——
万里下了车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就挖地窖藏了起来。万里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
男人们围着万里说长道短，女人们赶紧回家炒花生，然后把热腾腾的花生一把一把塞到客人们的兜里。目睹此情此景，万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临别时他对随行的地县干部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有公社干部问他：“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产到户可行？”
万里：“行，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谁学都行。”
1979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从1957年起23年来，这个年年吃国家救济的“三靠村”，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6．5万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油料超额20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
万里把小岗人塞给他的炒花生带到了省委常委会上，让大家都尝一尝这丰收后的果实，分享农民的喜悦。
但是，那天吃过花生的人中，却有人敏感地嗅到了花生中姓“资”、姓“修”的味道。
十一、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3月，万里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刚到北京，迎接他的是《农村工作通讯》上接连发表的两篇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来头都不小，负面影响很大。
在那一时期，许多省的机关报上，也都刊发了对安徽各种责难的言论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满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在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间、高岗、路口挂满了抵制标语。有人还用高音喇叭不断向安徽这边广播称“坚决反对复辟倒退”。
万里交待张广友、吴象写文章反驳，并特别说明，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文章很快写好了，题目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看后，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走，安徽就迅速进入了一场“倒春寒”。
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几天后的蚌埠会议上，特别讨论了文章的去留后决定，此文不宜在《安徽日报》发表，更不宜用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
这是一个信号，安徽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王郁昭回忆：“从1980年3月8月，安徽省委连续在蚌埠、芜湖、巢湖和合肥召开4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起猛烈冲击，搞得人们特别是在县以上干部中思想混乱，惶恐不安，普遍担心又要反复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