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北京，对中国农口最高管理机构的“左”的倾向，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已经越来越不耐烦。1981年3月11日，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局负责人召开了党组扩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口就单刀直入——
农业上左的问题不肃清，农业就没有办法搞好……前不久部里还有人在下面说，中央的决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现在仍有这样的人……
左的思想在我们同志的头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
有些同志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个战略高度上去考虑问题，不去想我们搞了30年，农民连吃饱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刚刚有希望解决，却想不通，忧心忡忡，哪怕农民饿肚子也不理。
农业部是国务院的一个部，不能自己搞一套，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工作……现在必须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问题不解决不行。要检查党风，不能同中央唱反调！
万里中肯而严厉的讲话在整个农口引起了极大震动。
这一天后，在国家农委的统一组织下，由国家农委、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等部门组成了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分赴15个省区，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调查。几个月后，他们完成了上百篇调查报告。
在198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国家农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调查组的情况汇报。
所有的调查组有了共同的结论：当前农村形势之好，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特别是那些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面貌变化之快、形势之好，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是一项好政策！
发言者说起河南、内蒙古、安徽等地的变化，说起23年不变的农民收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翻了几番，心情格外激动，特别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是从这次调查中看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威力，体会到了久违了的农民的喜悦心情，他们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误，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给农村工作带来的混乱和滞后。农业部原副部长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写下了一篇万言检讨书。
调查组也清醒地看到了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担心政策多变，农民出现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对土地采取掠夺式耕作，对牲口过度使用，滥伐承包地上的树木，于是，许多报告都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中央下个文件，明确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都可以长期不变。
这与中央的意图正好相合。
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胡耀邦提出要搞个文件，并亲自向杜润生布置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时，杜已经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主任，国家农委相应被撤销。
这一年的10月5日~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央书记处在12日接见与会代表。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非常明确地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上述两个长期不变，最终写入了会议纪要。
会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向中央写信说，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这封信的精神与农村工作会议决议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文件呈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
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会议纪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全党。这就是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拥戴。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
1983年的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高度评价：“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入高潮，参与的农户占95％。
1984年中央发出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决定土地承包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15年。政策的威力之大，让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目瞪口呆，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农民纯收入达到355.30元，比1978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16.5％。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进一步摆正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同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文件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的肯定，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并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借鉴的模式。
……
2008年，当我们抚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时，吃惊地发现，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初竟然如此艰险、辛酸和惊心动魄。令人欣慰的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们的道路：正是这块土地上千百万农民，和一批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们，冲破种种禁锢，一起“合谋”，才最终牵引了中国改革历史巨轮的艰难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