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现象，若要理解其性质和规律，都要察实际之事、明结构之理、通历史之道。实际之事是从事实或活动表象的行动视角来说的，结构之理则是从社会要素间互动关系的结构视角来说的，历史之道是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视角来说的。“事”、“理”、“道”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 ，总体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历史、社会和行动虽然有着复杂的现象差异，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种社会现象发展的前途则在历史和当下的“道、理、事”中。
基于道、理、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及其复杂表现，本文不只是简单地通过逻辑实证的办法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个案，而是从事、理、道的不同层面，阐释由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在一个豫东农业大市——开封市（含区县）中所发生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其进行跨越10年的经验总结，尝试进行结构之理和历史之道的反思。
一、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事：对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
本部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与的、以开封地区为主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主要事件的梳理，时间跨度是2003年 ～ 2013年这10年。就村庄来看，涉及兰考县、禹王台区、尉氏县、通许县、开封县、杞县6个区县十余乡镇的近百个村庄；就一些事件所涉及到的范围而言， 横向延伸到河南太康、睢县、封丘等县，纵向延伸到开封、郑州、北京等大城市。
（一）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试验区的由来与宗旨
2003年7月始，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进行为期长久的“市校共建”合作计划，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师何慧丽被下派到兰考县当挂职副县 长，协管该县农村发展工作。在此后整整10年之内，何慧丽陆续挂职禹王台区副区长（2005年10月～2007年10月）、兰考县县委常委（2007年 11月～2013年5月）、开封市市长助理（2011年3月～2013年5月）等职务。何慧丽挂职职务的变化，使得以知识分子参与为特色的新乡村建设试验区不断发展和延伸，从而成为开封市部分区、县、村庄新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线索，因此本部分的三个阶段也按其挂职身份转变时间来大体划分。
本世纪初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精神，内含着宏观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基因；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的“市校共建”合作 计划，无疑是催化基因发育的一种新型制度探索形式。此外，以中国近代史上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进行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借鉴，以温铁军为代表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当代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下乡实践为推动力，同时也受到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等学者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理论成果的启发 ——这三者的合力，都可以作为思想养料和行动力量之源——促成了何慧丽在开封市（含区县）因挂职而启动并发展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有着中原地区本土特色的新乡村建设试验。
2003年7月，何慧丽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经济、文 化、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在北京、郑州、开封等地的大专院校知识分子倡导下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 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的开封市地区，其新乡村建设试验最初的设计是——
以村庄为基本单元；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以“合作”之纲提领“村民的生活福利”之要，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以形成农民的生活价值 系统为根基。希望以组织和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积极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换而言之，开封市新乡村建设的宗旨是：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缓解国家资本化和地方工业化对广大传统农村的既有或可能的伤害，践行“低碳乡建”的原理。展开来说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成本、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
（二）开封乡村建设试验区的发展：“多元一体”力量参与的农民自助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过程
就目前来看，10年开封新乡村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7月～2007年10月）：5种外发力量整合介入对村庄内生力量的激活和发育过程，也属于“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模式在发展中渐趋成型阶段。
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 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其中，地方县乡党委政府相关政策和部门支持作为党政体制的主导性力量，作为由部分乡村精英和积极分子带动的广大农民参与其中的主体性力量，其他多种力量（包括高校师生等知识分子、部分市民志愿者、企业家、 非政府组织［NGO］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5种力量）作为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统筹性力量，均多少作用于兰考新乡村建设的任务和内容。这种概括是在分阶段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2003年国庆节假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同济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在天津科技大学教师、时任《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记者刘老石的带领下来到了兰考县6个村庄进行支农支教 活动。从此，拉开了以兰考县为主的开封市广大农村地区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序幕。
2004年12 月，兰考县在南村召开兰考县科技扶贫与合作社培训会议。会议开幕式上，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开封市委党校教师、北京专家、多个合作社社员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代表、《开封日报》记者、兰考电视台记者、村庄文艺队、村民代表等等。会议具有“多 元”力量参与的特点。
2005年年底，由于新乡村建设试验两年来形成了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而促发了一系列早期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互动，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新闻效应及社会影响事件，诸如兰考农民新合作文艺队进京演出 （2005年7月15日～16日）、“教授卖大米”事件（2006年1月2日）、大禹论坛（2006年6月25日）、购米包地及其价格听证会（2006年 和2007年的秋季）、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初创（2007年～2008年）等。
农民新合 作文艺队进京演出，本质上反映了合作起来有力量的新式农民精神风貌在首都高校师生和市民面前的自信展现。“教授卖大米”事件，以书店卖米讲座、几十家中央 和地方各种媒体大幅报道、农民合作社生态产品进入北京社区和北京华联超市等等为内容，本质上是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式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生态产品，虽然对解决农业化学化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呈现了一线希望，但却遭遇不利于农民合作社赢利的旧式市场机制的抵制，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大禹论坛开讲，其首讲主 题是“黄河文明与新农村建设”，意义有二：一是新乡村建设运动要借鉴中国古代史上大禹治水的疏导、统筹之法，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知识分子等全社会来参与；二是新乡村建设运动意欲通过借鉴民国年间梁漱溟的思想和经验，一直追溯到几千年黄河文明中去汲取农耕文明社会的营养。购米包地的制度创新，当 时有北京、郑州等地79个城里单位或市民个体消费者参与，本质上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一种新型市场机制（内含了生态修复的价格和解决农民生产动力的社会修复价格）的探索，是一种中国本土的城乡公平贸易萌芽的积极成长。北京首家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及其运行，当时有6家生态合作社或有机农户和十余个北京单位或市民家庭参与，本质上是在以南村、胡村等农民生态合作社以及北京郊区个别有机农户的主动影响下，一些少数北京市民文明消费先行者、自觉联合对接农 民生态合作社和有机小农意识萌发的体现，它也为北京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的成立以及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发育成长，做了些许铺垫性的工作。
此时，在温铁军教授的指导和统筹下，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全国新乡村建设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开封试验区的经验与其他地区经验一起，成为早期乡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一部分。比如开封试验区的农民文艺队教练衡生喜⑨、老年人协会带头人赵凤兰都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参与外出教练和指导工 作，开封兰考县和禹王台区几个主要村庄的经济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均参与了全国性的农民合作和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其中的南村和胡村等合作社还以主要成员身份加入了2006年由全国7家合作社组成的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的成长和发展工作。
第二阶段（2007年11月～2011年3月）：作为前一阶段发展的必然阶段，呈现了内容综合发展，范围向跨村、乡级和县级以团块状广度发展的趋势，并且对社会、政治和学术界有了较大的影响。
2007年，各种社会参与的乡村外发力量，以及体现政府主导作用的各类涉农部门力量的介入较早期逐渐加大，农民内生性力量的主动性也渐趋明显。这个阶段新乡村建设试验的特点有三：一是村级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向村际、乡级和县级延伸，形成县、乡、村三级范围内的合作；二是一些农民合作组织内容向多元和综合 方面延伸，形成生产、金融、购销、文艺、社会等综合、多元合作格局；三是对社会、政治和知识界影响渐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