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结构之理
第一部分主要从行动者团队参与的角度，对以开封市（含区县）的一些村庄为代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主要的跨年度事件进行了回顾。显然，行动和事件的发生，只是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所容许，或者其中能动的要素关系运动的结果。从哲学上来看理与事的关系，事是个别，理是一般；事是偶然，理是必然；事是具体 的，理是抽象的。换言之，受一定时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事”，在没有特定地间地点人物情景局限的“理”中；而理，则可以在事先，在事中，在事外，理是超 越特定的事件活动的，二者是体表关系。
就开封市10年来由知识分子（以高校师生为代表）与基层社会相结合而做出的如上乡村建设事件，作为“个别、偶然和具体”，体现、蕴藏了什么样的“一般、必然和抽象”的社会关系机制之理呢？鉴于理一般分为正题、 反题和合题等不同角度，本部分也就主要从这三个不同方面来分析决定开封市10年新乡村建设运动这一特定现象、从事中来又超越于具体事件生发过程的当前社会 结构关系之理。这个理，才是解读当前及今后长时段内在不同地域、人文、经济、资源等现实条件下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
（一）反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工业化的“成本转嫁机制”导致“三农”问题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百年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就其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成本转嫁机制”。11
就改革开放时代而言，这是中国在新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下融入金融全球化，在中央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后，路径依赖般地以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方式大幅进行地方工业化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以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变迁方式，追求地方工业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致贫”、 “致乱”、“致害”等严重后果积累并转嫁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成本转嫁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资本实体，在助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同时，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 境——这种“成本转嫁机制”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段。12其最严重后果表现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显得严重并在本世纪初一直加剧的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化学化和小农破产化问题。小农经济遭遇货币 化的涉农垄断市场，从技术上选择了高投入、高成本的农业化学化和机械化，从经济利益链上只能获得作为生产者单一环节的微薄利润因而趋于破产化；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也是农业“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难以现代化的源头。第二，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问题，包括农民群体性事件增多问题和群体福利感等问题。当分散小农户遭遇体现主导性经济发展作用的国家权力的时候，会出现对抗性冲突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即乡村治理和社会不稳定的政治问题；同时由于农民增收 困难，农民群体难有尊严和体面而缺乏生活福利感的问题。第三，乡村总体性衰败的问题。就小农所在的基本单元——村庄内部群体特征而言，在广大中西部农村地 区，逐渐出现了“空洞化”的现象，即以“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群体）为主的现象；出现了生产衰败、生态衰败和农村社区社会关系日趋瓦解、乡土文化体系性的衰败现象。“地方‘跟进型’工业化等这些外部强势物种进入乡土社会，使得村社共同体遭到彻底衰败的危险。”13
“三农”问题的加剧，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现代化结构性困境。一方面，从整体和长远来看，作为底层的农民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实际获益和心理满足的失衡越来越大。农民在短期内要大规模增收是个小概率事件；普通村庄要城市化是个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市民也是个小概率事件。在小农经济难以现代化的情况 下，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将会终结在“丰衣足食”的水平上，或者说，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将长 期延续。然而，现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却主导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农民的消费欲望被吊起，却在“致贫”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中内需条件不足，缺乏满足其欲望的手 段，这是个很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各种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只会加剧中国的现代性危机。随着现代化的开启，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资大举进军中国，中国融入到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生产体系。由此，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全球性危机，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社会问题之后，也进军到了中国农业领域，迫使小农分化，并形成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必然会导致农业 生态环境系统持续退化，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土壤、水体遭受污染，出现超级杂草、超级害虫，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和水体受到污染等等14环境问题；此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15这必然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加剧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
总之，地方工业化作为地方乡村建设运动的反题，在加速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地方乡村社会总体性衰败，并最终必会导致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全面危机。显然单纯的经济发展无济于事，只会加剧社会冲突、动荡甚至生态灾难。怎么办？吕新雨主张：“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乡土主义，重新讨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建城乡的互哺、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并为改变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新的可能 性”16。于是乎，当代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历经十余年的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具有成为必要、紧迫和重要的巨大势能。无疑地，开封市新乡村建设运动长达10年 的经验性实践包括其中，实是冀希望应对或者缓解作为乡村建设“反题”的地方工业化发展进程。
（二）正题：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条件和经验特点
1. 乡村内在基础
从本质上讲，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主体，是在现代化制度“成本转嫁机制”下直接承受“三农”问题的广大农民及基层干部群体。第一，是因为民众追求幸 福生活和人生价值的最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是小农对改善自己在货币化社会中不利的市场困境、生活困境、甚至满足文化需求、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盼望。基层干部和群众由于不能离土到城市里去，只能留守在乡村，他们很想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也期望家庭日常生活结构完整、功能完善，也盼望 着把世代定居的村庄建设好，在乡村实现个体自尊、自信而体面的人生价值。诚如费孝通所言：“力量在老百姓中间，要靠存在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实力。区 域发展的真正持久地，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17。第二，是因为尚存集体化时期的一些老年群体及其经验。毛泽东 时代以村社为基础单元的集体化实践，其一大结果是在农村仍存留大公无私、走群众路线的、有技能、有热情为社员服务的一些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凭着年轻时的经验，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为乡村建设发挥余热。第三，是因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等仍具有一些基本的内在潜能。乡土 社会中仍多少残存有或者是自发复兴的传统文化体系，使得当代乡村留守人员多少有保存村庄历史的本能愿望和传统经验。比如家族家谱祖坟记忆、公田记忆、村社文化共同体记忆等等。所以，但凡有一点外力引发的希望，或者乡村资源整合的合作的希望，他们便愿意以身试之，以责担之。
2. 外在条件
首先是执政党在中国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的自觉体认和一系列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战略举措和制度安排。执政党清楚：其经济基础不可能是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而分散的小农户也不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因“三农”问题严重而引发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其解决得好坏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于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形势下，出现了政策环境利好的局面：从本世纪初，执政党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重中之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了“新农村建 设”的国家战略，2006年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8 年提出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此后每年中央对“三农”领域都要进行高达几万亿元的投资，使得“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有其内在的政治正确性 和物质基础保障。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主旋律是从既有的外向依附型经济结构过渡到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从现在的资本经济改变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要变为“城乡一体化”、“以工带 农”的方式发展。这对从事乡村建设的复兴事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 发展的强大，也出现了一批愿意以“知行合一”的姿态探寻中国“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高等院校师生们。他们愿意呼应执政党一系列扶助“三农”的制度政策举 措，在社会现实的复杂张力和可能条件下，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和中国建设试验中去。他们愿意以乡村总体性社会以及新乡土主义兴起为实践目标，在社会实践中全面理解乡村的生态、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特征和变化规律，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做一些学术试验和研究工作；愿意为一些社会重大问题，诸如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根基的农业 如何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乡村治理如何才能实现，以及作为乡村地域社会的成员如何才能自尊和体面地活着等等，提供政策和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总之，一条新的学术路径和新的社会进步方向能够日趋明晰，有赖于多类型的农民合作试验，区域性城乡互助合作、一体化发展试验，多样化生态农业试 验、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试验……理论、政策、试验经验三个层面需要密切互动才行。其中，因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失业压力而扩大规模推行教育产业化所暂时蓄积的高校年轻人，一方面学校里的分科专业教育使得他们对乡土社会实践教育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由于毕业之后因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局限导致“毕 业即失业”现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却无以自救，遂使更多学生寻求另类思考和探索另类出路”。于是乎，在一些有危机和先知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呼吁下，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受此影响，纷纷走出校园，参与下乡实践，了解社会，关注现实，塑造自我”。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结构性的群体力量，是当代乡村建设事业的统筹力量。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而日益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数量已达至四亿左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在生活质量和人生追求上有更高的理想，面对社会普遍爆发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有追寻出路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大都以同乡为单位形成城市同乡会，有回报家乡的意愿、情结和能力。这是大中城市里可能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支有效力量。二是作为外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NGO组织、知识分子和其他友人。一些国际NGO组织，他们对于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主流意识形态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对其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和本土生活文化体系的破坏后果也有较为正确和客观的认知，因而具有另一种全球性的眼光和举措。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一些后现代的绿色运动思潮与实践，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也有海内外一些先知先觉的思想界同仁们在任劳任怨地做着开拓和铺垫性工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广泛统筹的外援力量。
于是，水到渠成地，以发展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的自组织方 式，促进青年志愿者下乡支农，建立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农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自组织，形成突破小农困境的有效主体，发动市民加入区域内的公平贸易促进本地区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合作网络，便有了诸多结构性的扶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