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道：标本兼具之路
上述第一部分说了事，第二部分分别从反题、正题、合题的角度说了理。其实，诸多事理，均体现了也归宿于形而上者的根本之道。道存在于宽阔天地间、历史纵深处，存在于生命运动中，是万件事和千条理之根本。所谓道，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一般地，先正其根本和源流、再续其传承，从而表明是此一脉之道而非彼一 脉之道；而根本和源流的问题，则解决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历史与现实间更深层次的有机联系与内在呼应的问题，是传承者解决这一道路自信的根基问题。本部分将从源流与根本两个层次来谈当代新乡村建设之道。
（一）新乡村建设运动之脉流：在中国近当代史背景下以“新”溯“旧”
乡村建设运动是个具有历史感的概念。这种贯穿于百年中国近当代史的社会历史现象，不仅是现代化关照下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现代化弊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乡村价值自觉体认的产物。其当今“新流”与中国近当代史中的“旧脉”是相承的。
百年来的中国近当代史，主要是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宏观叙事史。在近代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富强”这个概念，从洋务运动时期即 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甲午战争后，即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种形势下，救亡第一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四个现代化”、发展 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这些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概念经过百年的一脉相承，如今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百年来各个阶段的执政者是尽力或者已经承担了这个 使命的。
然而，在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宏观叙事框架背景下，一个客观事实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经建十年”，当时的工商业资本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进入乡村，形成内生性的第二三产业剥夺小农的机制，造成了当时的农村衰败、小农破产和社会动荡问题。此中缘由，盖由于中国的近当代史发展之道，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不能完全地走上现代化的西方之路，这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国情基础与现代化、工业化的天命造成的。即使不能回头走传统乡土社会的老路了，但是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却也成为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之共识。 于是，在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与充满张力的社会情境下，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声势浩大地兴起了。虽然因参与者个人的特点不同，从事的农村地域以及支持外援力量也有多样化的差异，但是，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们，却又能“殊途同归”地提出并实践着乡村建设，盖由于有一个共同 的乡村建设历史观。这个乡村建设历史观的叙事框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颇具有紧张感的民族记忆表述。以梁漱溟为代表，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对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从特殊国情与现代化造成的“成本／代价”出发，主张乡村本位和反工业化的主张；主张立足中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特点，走自己的路，即希望中国力求克服西方社会业已出现的弊端，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一个自己能享用的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新动向、新道理，这是具有生命力的一种眼光和思路。就当时来看，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生事物，此事既有，此理当存，此道已开，只是不具备可持续的条件和根 据罢了。
一切历史都通过现实指向未来。因为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千年未遇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巨变中，由社会张力日趋紧张所导致的民国年间之乡村建设运动；时至今日，类似“抓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这样的张力，即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使命与传统农业社会 之基础和条件局限性的张力一直存在着；不但存在着，而且更为加剧。这样的张力衍生出对立统一的、相生相克的、相辅相成的两条道：一条主道，曰工业化、城市化；一条辅道，曰乡村建设运动。主道是正面的主要矛盾，是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以制度和主流的形态出现的；辅道是农业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中的次要矛盾和次要方面，是以运动和小流的形态出现的。近当代这一辅道相同，则精神相同，则方法雷同，因而可以借鉴和继承。
但是，当今新乡村建设运动之“新流”，对近当代史上的人物思想及其实践之“旧脉”，只能是抽象传承而不可具体传承。因为“势易时移，变化易矣”。相对于 过去，现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国家宏观环境、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一样了，所以，传承之意，从来都是接着说、接着做的意思，而不是照着做、因循守成 的意思。所以，要延续民国时期即出现的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之道，是接着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往下做的事。接着做自有接着做的理由、接着做的具体优势和具体事理。接着走，首先是因为其情形类若因而能接茬；其次，则是因为形势有变不得照抄照搬而必须开拓创新。
（二）新乡村建设运动之根本：复兴中国乡土文明，奠定民族复兴之基
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主流的源头在哪里？梁漱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对社会现代化思考的问题，他是有着历史的、世界的眼光的。他在从中西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三个比较中，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困境问题，乃至世界的出路和现代化的弊端问题，需要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因此他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曾 用一句精炼的话强调中西文化的区别以及中国文化的优势特征——“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显然，中国文化关于追求人生境界的旨趣，践行仁义的 途径，直觉证悟的方法等，以及中国文化不同于佛学的向后求、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进攻性等基因特质，或许是从文化高度解决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弊端的一条重要途径。
既然乡村建设的道路和目标特别重要，那么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和重新认识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就特别重要。中国把追赶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作为手段，同时却也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显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是表象，是手段，是“用”；而民族复兴则是本质，是目标，是“体”。只要是以民族复兴为目标，也就是说不以成为第二个美国或者成为西化的国家为目标，则需要解决对几千年民族传统文化之源头进行体认和批判性继承的问题。这是理解 乡村建设运动之道的实质所在。
由此可见，民国年间内在于当时现代化制度变迁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们要学习效仿的历史资产，然而，也只是近代化以来的乡建主流和目标，而不是源头和根本。真正的源头和根本，是中华民族的国学传统、农耕文明等根深叶茂几 千年的文化体系基础。没有这个老根或者源头，便没有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历史根据和社会基础。当然，没有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侵略，便没有当时只能是第二三产业剥夺小农造成乡土经济社会破产，从而形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治经济群体土壤。
乡村建设，本意就是乡村文明复兴。“相对主流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而言，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一种‘建设性的改 良’，是更为久远的民间社会史的延续。”乡村建设大道，本意上是体认中国乡土文化的自觉复兴、寻根之路。它需要有一种知行合一的、到乡村发掘整个民族 国家道德源泉的精神力量，在个人讲是“有志气”，在民族和国家讲是“有正气”，也就是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
（三）新乡村建设运动之未来：开创通向生态文明之路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之道，正是通向执政党提出的“生态文明”而先行的道。
因为生态文明正须寻根于传统农业文明。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式文明，其得以实现的两个必要条件是：从理念上，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 明理念”；从举措和行动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否定了自己。在追求工业文明的时代，传统农业文明作为一个现实的、需要改造的对立面，经过“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式的现代化制度变迁，似乎被沉没于中国历史的“黑洞”里去了。然而，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处于历史的、具体的场域之中的，现实中总有历史的影子。生态 文明所倡导的“尊重自然”之理念，难道不是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传统道理的呼应吗？其相关举措的倡导，难道不是以某种姿态呼应了“敬 畏生命”、人道社会道天道“道器一体”的中国文化道统吗？生态文明建设，冀希望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从这个目标宗旨的实现 上，也得对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数千年农业文明持续发展之原理心怀敬仰才是。生态文明建设若想流长，则必要溯源；若要繁华永续，则必凭滋润根本；或者说，为了未来，必须寻根历史。中国高度统一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民族生存圈特有的天时、地理、人文环境和生存方式密切相关，是一个超稳定的以“农业为本”的文 明形态系统，因而达至数千年之相对永续。历史规定着未来，未来回应着历史。中国的生态文明若要实现永续，其有效可信的方式是溯源，是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不同层次的农业文明支撑体系。
综上，以复兴乡土文明为根本，这与民国年间 乡村建设运动之道相吻合，只是这个道要朝两条路向延伸过去，一条通向历史，以求根深本正之切；一条通向未来，以开拓生态文明之先，这正是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双轨一体之大道。因而，一方面，有以中国工业化早期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思想为镜鉴通向中国乡土文明历史的清晰脉络；另一方面，在超越工业文明而达至生态 文明伟大战略的内在呼应，在工业化与生态化两个文明转变征途的具体实践内部的复杂张力约束中运动着。
从此阐释来看，以开封乡村建设运动10年为例的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事在理中，理在道中，由无数仁人志士所参与的众多事件，在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中已经有了正本清源的坐标定位。事已过去，理当其时，道在历史并通向未来，当代新乡村建设运动必将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