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向《大生》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农场数量不足1935年的31%，也不足1950年的37%。从1935年以来，470多万家农场因为破产被兼并。事实上，小农场才具有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大农场之所以挤出小农场，是因为其能够承受更低的边际利润。也就是说，大农场主虽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但是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样，当食品加工商压低价格时，大农场主仍然因为规模巨大，有足够的利润额可以维持生存，而小农场则因为利润额太低，无法维持家庭生活所需，从而不断破产，被兼并。
理所当然，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要么变大，要么走人！
谁攫取了补贴？
补贴制度最后惠及的不是美国的农场主们，而是跨国农业巨头，在周立看来，是“资本”的注入导致了这一后果。
周立认为，“常平仓”制度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制度。政府通过“低吸高抛”的原理来稳定粮价，稳定农民收益。而稳定了农民收益就是稳定了粮食供给，从而稳定了整个国家的粮食消费。这样就可以保证整个国家体系的稳定。但是“常平仓”制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先前资料的收集到粮食的储备，政府要承担巨大的开支(参照见美国联邦政府开支表)。美国花在粮食储备上的费用在逐渐增加。
为了卸下这一重担，美国政府遂考虑将其成本外部化。而在这一外部化成本的过程中，资本慢慢地渗透进来，并不断地攫取更多的收益。周立认为，政府要将成本由“外部”去承担，那么“外部”就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攫取了一些特权。比如，跟政府之间的联系，甚至包括一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参与，都有说话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地走向了大粮商垄断粮食的收购，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收购。资本遂往上、下游伸展。往上游延伸，延伸到种子、化肥、农药等领域；往下游延伸，就延伸到深加工、销售等领域。
在外部资本的注入过程中，美国的农业政策逐渐出现偏差。美国用直接的补贴政策替代“常平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这也就是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重要调整。《1996年农业法案》规定，政府不再设定目标价格，而代之以固定的直接收入补贴。通过粮价的涨跌来决定补贴的数额，粮价上涨，政府增加补贴；粮价下跌，政府减少补贴。而跨国农业集团已经控制了种植的上游和下游，补贴就直接流入到了他们手里。
分水岭：1996年农业法案
美国的“常平仓”是否在《1996年农业调整法》出台之后就解体了呢？
《大生》记者在比较美国历年粮食储备时发现，美国政府的补贴数额跟粮食储备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补贴额比较高的年份，粮食的储备数量就相应比较高。比如1964年的粮食储备为611万蒲式耳，是20世纪60年代储备年份中比较高的，相应的是1963年的补贴数额跟以往相比，也算是“大跃进”，达到了16.96亿美元。在1958年，这个数字还是10.88亿美元。再比如，1983年的补贴数额是92.96亿美元，而1982年还仅仅是34.92亿美元，而当年的粮食储备也达到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为949万蒲式耳。1987年也是一个正相关很明显的年份。
同样，《大生》记者在观察1987年到2008年的粮食储备数量时发现，1996年美国的粮食存储量为233万蒲式耳，是这一时间段里最低的年份。而从1996年往后，虽然粮食储备的量又逐渐上升，但是一直没有达到1987年的944万蒲式耳那样的水平。1996年对美国粮食储备而言可谓是一个分水岭。
周立认为，美国在1996年放弃了“常平仓”，但数据显示的是，此后美国的粮食储备依然存在，只不过在粮食储备的量上出现了变化，逐渐缩减，而且以后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说明美国在这一年农业政策上出现了变化。
原来，在《1996年农业法》里有这样一点，“美国不再对农场主的粮食储存提供贷款支持”。而这也顺应了美国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个趋势：为了摆脱在农业方面的巨大开支，美国农业开始往自由化的方向转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农业法案开始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美国国会于1985年通过了《1985年农业法》，旨在通过减少政府价格支持，削减财政补贴，促使美国农场主在国际市场加强自由竞争。因此《1985年农业法》成为美国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开端。
1985年以后，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迫使各个部门不得不控制政府财政补贴。而且，这个时候国外对农产品的需求依然旺盛，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美国农产品继续沿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1990年农业法》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法案规定，在1991—1995年的5年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把对农产品的财政补贴减少130亿美元，以鼓励农场主通过自由竞争，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1991年5月的《纽约时报》对此报道说，“这是一项面向市场的法案，它让农民更多地依据市场情况，而不是政府支持价格来决定自己的生产”。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美国国内看，因为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例如，1992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2904亿美元，创历史新记录。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农产品补贴已是大势所趋。另外，1993年克林顿上台后，大力鼓吹减少国家干预，强调自由市场机制，这对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国外，由于食品短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继续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进行抢购，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加速了美国农产品销售的自由化势头。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1996年农业法案》的出台。
《1996年农业法》中规定，在1996年到2002年7年期间，美国政府逐年向农民支付的现金补助，将固定不变，不再受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其总金额将从1996年的56亿美元，降至2002年的40亿美元。该法案预计，在7年时间里，政府对农民的现金补贴总额为360亿美元。这一计划数额，大大低于1990年至1995年6年间政府对农民的实际现金补贴额(552亿美元)。这一法案当时被誉为美国政府自新政以来最重要的市场导向改革。法案仅仅保留用于国际人道主义食品援助的400万吨粮食储备，取消了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重返高补贴时代
但是取消了这部分储备补贴，并不意味着政府的负担减少了。根据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在1996年到2002年所实际支付的农业现金补贴，远远大于其《1996年农业法》计划的360亿美元。仅在1996年至2000年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就支付了616亿美元的现金补贴。1999年和2000年的支付额均超过了200亿美元。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的一系列农业救济紧急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