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旁白：在今年3月重庆代表团新闻发布会上，黄奇帆就说，总书记对重庆的“314”期许，重庆市委市政府大多心中有数，“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的问题是他们用心最多，着力最勤的问题。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不是户均，是95％的农户每户增收万元，而且主要指的是“林下”产业，75％的财力投向区县，两百亿投向中心镇和“巴渝新居”建设等，都是除国家规定动作以外的自我加压。在重庆的乡下，最好的房子往往都是学校，重庆恐怕也是目前中西部地区从不拖欠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省市区之一。重庆国企系统对两翼16个区县已经支持50亿建工业园区，还将继续投入50亿帮助盖标准厂房。在重庆最偏远的城口县——该县甚至要借道四川万源，才能实现“4小时重庆”，都已经有了小额信贷公司。）
要素市场的流转是一个市场体制深化改革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农村的流通体系很大程度还处于原始状态，需要有效推进。这是今后重庆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
（编者旁白：黄奇帆认为农民收入多少关键在于农产品(23.51,0.46,2.00%)流通体系建设。重庆投资80亿在江津区建农产品市场，还正在实施建农产品市场群的规划。黄提出，考核区县“三农”工作，考核两翼万元增收，主要看有多少农特产品销售，“你养了1万只鸡，把它吃了，能算增收吗？”）
农民工“候鸟现象”是社会隐患
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去三十年一直没有解决的，就是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农民工怎么进城真正成为城市人口的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逐步减少，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进入到最后的平衡阶段，也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三十年我国有两亿多农民从农村到了城市，在城市里工作，我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已经从原来20％左右上升到了48％。
重庆的城市化率也从直辖初的28％，达到今年的53％。这是常住人口城市化进展中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化率，十多年以前是20％多，现在也是20％多，重庆是这样，全国也一样。
城市化率当中，存在两种城市化率的差异，户籍城市化率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差异在20％左右，这20％就是农民工现象。这部分人口算常住人口的时候归城市，算户籍人口的时候又归农村。致使中国人口分为三类，城市户籍人口一块，农村人口一块，还有一块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