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在北京密云打工的苏军保，接到任丘家中妻子打过来的电话。妻子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因为有人要买他们家最后一头奶牛。这个消息让他很是惊喜——如果卖掉手里的这头奶牛，一家子算是得到解脱了。能卖掉手上的这头奶牛是他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今年春节后，他手上只剩下两头奶牛了，实在是卖不掉。他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一直没敢对外人说，因为那是一个私人屠宰点。
一
杀牛之前，苏军保和妻子已经在任丘养了三四年的奶牛。任丘是河北省的奶牛养殖大县，有很多规模化的养牛厂，也有不少散养的奶农。苏军保当年在北京做泥瓦工，看到当地很多亲戚养奶牛发了家，很动心。亲戚对他说：“一头奶牛年产奶量正常在五六千公斤，按照每公斤3元计算，就有一两万元的毛收入，相当于你一年的工钱了。”亲戚还表示愿意免费教他母牛顺利配种产子的技术。
在亲戚的鼓动下，夫妻二人带着所有的打工积蓄回到老家沧州，并在任丘的一个村子安顿下来饲养奶牛。到去年下半年，苏军保家已有9头奶牛，其中有 4头是正在成长期的小奶牛，几头成年奶牛一天产奶近200公斤。由于产奶总量不大，他家的鲜奶都直接交给了一个在当地收奶的经纪人，每天都上门来取，有多少收多少，因此他们很少会为奶的出路发愁。按照当时每公斤3元的收购价，除去成本，他们家每天都有300多元的收入，这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由于亲戚指点有方，苏军保在两年前掌握了母牛配种技术，这个技术可是“点金指”。2008年上半年，一头日产奶量不到300公斤的奶牛，最高售价已达到2万元，而且价格还有继续走高的趋势。就连一头刚落地的小牛犊也能卖上三四千元。“那段时间真是疯掉了，一些大的奶牛养殖户们到处买奶牛。”苏军保说。
苏军保家的奶牛配种大获成功，相继有4只小牛犊降生，这让他和妻子真有“在家偷着乐”的感觉：一次配种的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一旦成功，那就是钞票滚滚来。一时间有很多奶农上门要买他的牛犊，出价一个比一个叫得高。
夫妻二人却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认为成年奶牛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按照奶牛的成长周期，一般生长两年后奶牛即可产奶，而成年奶牛的价格已经比牛犊的价格翻了近5倍，除了人力之外，其他投入并不大，这笔账非常合算。
照此推算，苏军保家四头正在生长期的奶牛本应在今年春节后即可产奶。但人算不如天算，去年9月份“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奶牛养殖行业的形势发生惊天逆变。苏军保意识到形势不妙，觉得像他这样的散户基本上没有任何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决定短时间内将手里的奶牛全部出手，不干了。
去年9月中旬，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成功地卖出了5头奶牛，这些都是产奶正旺盛的牛。苏军保不愿意透露具体的成交价格，只是说牛比较好卖。他认为，那5头牛出售赶上了“回光返照”的尾市。三鹿出事之后，至少有十多天时间，乳企对鲜奶收购量陡减，“但奇怪的是，很快就恢复了。”
那时，更多的企业还没有牵扯进来，大家以为也就三鹿一家添加了三聚氰胺，消费者长期喝牛奶的习惯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三鹿空出来的巨大的市场份额需要瞬间填补，进一步刺激了其余乳企的产销两旺，这也直接增强了处在产业链上游的奶农的信心。一些奶农从这短暂的繁荣中甚至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开始抢购奶牛来扩大产能。
此时妻子对苏军保先前的卖牛开始感到懊悔，试图阻止他继续卖牛。苏军保也有些迷糊，卖了5头牛后开始观望，不再急着出手其他几头牛。“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新闻报道，甚至天天都要上网浏览信息。”苏军保说，“那段时间上网的次数比以往两年加起来还要多。”
9月下旬，国家质检总局的检测报告出台，蒙牛、伊利、光明这些乳业大佬们的产品也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一场剧烈的行业“地震”已难以避免，苏军保确定前段时间的“繁荣”就是回光返照，于是果断继续卖牛。
夫妻二人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卖牛行动，这也是一位普通奶农在行业“地震”前夕最极端也是最好的自救行动。但形势的恶化已经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苏军保专程上门去找那些养牛大户，打着要转型的旗号，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奶牛。这些大户们也很清楚苏军保的意图，一改往日对成年奶牛的渴盼，态度不冷不热。买方几番推辞，然后才砍价，到最后成交，一头牛的价格相比一个月前缩水近一半。
“几乎求着他们买牛了。”在2009年春节前的三个月里，他们卖掉了2头即将产奶的牛。
二
还剩最后两头奶牛，实在是卖不掉。此时非常焦急的苏军保就偷偷地将一头奶牛送到一家屠宰点杀了。
当时一头奶牛的市场卖价只有5000元左右。一个朋友提示他，既然养着亏本又卖不掉，不如杀了算了，这位朋友认识一个屠宰点，可以介绍。当时一斤牛肉的市场价还是10多元，一头奶牛一千多斤，论斤卖可能比论头卖还划算。
接触后，他才知道这位朋友说的那个屠宰点其实就是一个私人杀牛的地方，这家私人屠宰点老板也承认很少宰杀奶牛。由于搞不到牛，才考虑收苏军保家的奶牛。双方很快就谈妥了，约好由杀牛者开车上门收牛。
凌晨时分，收牛的开车来到苏军保家，将奶牛赶上了车，苏军保同车一起赶往屠宰点。由于担心被主管部门抓，这家屠宰点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司机驾着夜车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来到这个点。
到达后，苏随同司机一同走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霍霍的磨刀声伴着两头大狼狗高声地吠叫，与四周夜色中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地面到处是血水，绳索、铁钩和各类刀具一应俱全，几名彪形大汉在一边喝着水，院子里已经有两头捆好的牛正在待宰中。
苏军保的奶牛一被牵进院里，那几位大汉就站起来，将牛牵到院子进门左边的一个棚子里，先将牛拴到一个铁柱子上，有人上前握住牛角，再上去两个人将绳子系到牛脖子、4条腿上，然后慢慢收紧，抓牛角的人放手走到一边，另外几个人上前突然一紧拉绳索，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奶牛就摔倒在地。随后，上来一个人，手持长条刀，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将牛杀了。
奶牛被杀的那一刻，苏军保心里有些悲伤，一是以前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另外奶牛养了这么久，有感情了，“要不是不得已，谁会去杀奶牛啊。”他决定全部处理完这些奶牛后，继续去北京做他的泥瓦工，以后再也不养奶牛。但是最后一头奶牛他实在没勇气再交给屠宰厂了。
过完春节，苏军保就跟随以前的工友来到了离家200多公里的北京密云，继续他的打工生活。剩下的那头奶牛，他也没指望能卖出去了。不过妻子在家养一头牛，负担轻多了，每天还能产几十斤的奶，至少老婆儿子还可以喝点新鲜奶。最近妻子还学会了制作酸奶，喝不完的奶也不至于要倒掉。
当然，苏军保心里还是想着能将最后那头牛卖掉，这样妻子就少了束缚，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北京，一家人又能在一起了。
如今总算天遂人愿，有人要买他们家这最后一头奶牛了。
三
苏军保可以将牛卖掉，得以解脱，但是赵澜涛不可以，他手上有200头奶牛。
形势急转直下是在春节之后。
赵澜涛是河北肃宁县梁村镇前白寺村一家奶牛厂的老板。
今年1月份后，之前一直有良好合作的乳品企业突然给他来电称 “要限量收奶了”，随后，他明显感到过去稳定供奶的状态没有了，鲜奶收购价格也从最高峰时每公斤3.2元猛降到2元左右，甚至1.5元也卖过。最近两月来，经常有奶送不出去，鲜奶保质期短，无奈之下，老赵只好将这些鲜奶“喷粉”。
鲜奶在3度以下的环境里保质期不过是1至3天，奶农们经常将保质期内卖不掉又不能倒掉的鲜奶，集中起来拉到乳品企业里，按照一定配方将其制作成固态奶粉，一般都按照8誜1或9誜1的比例，即8、9吨的鲜奶，可以“喷”成1吨奶粉。这样就可延长保质期至一年。如有需要，乳企还可将这些奶粉收回还原成液态奶。最近两年里，他很少“喷粉”，“三鹿事件之前，几家乳企抢着收我的奶，基本不会出现积压。”
赵澜涛将这些“喷”出来的奶粉，一部分低价卖给周围的熟人，一部分留着自己家人喝，很大一部分都拿去拌在饲料里喂牛了，这比直接倒掉鲜奶的做法，可稍稍减少一些损失。赶上运气好，附近的一些地方性的小型乳品企业也会回收一些。
赵澜涛家2月份有12吨鲜奶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做成了1吨多的“喷粉”，3月份还没有具体统计，“一定不会低于这个量，这已经与倒奶没什么差别了”。在他牛厂的一个库房里，还有4整包“喷粉”堆在墙角里，每包25公斤。“前段时间，这里的喷粉包还堆得老高，最近处理了。”他比划着说。
让奶牛厂就此死掉，老赵不敢也不愿去想这样的结局。他还是希望奶企能多收奶，认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奶企此时也困难重重。河北君乐宝乳业董事长魏立华说，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河北省三月初奶企积压奶粉的量是15000吨，君乐宝就有3000吨。君乐宝酸奶在全国的市场份额曾经达到 14.5% ，三聚氰胺事件后，下滑非常大，现在正在恢复中。
魏立华刚刚当选为河北省奶业协会理事长，他认为目前很多奶企采取限量收购鲜奶也是事出无奈，奶业困局需要政府和企业一起携手提升消费者喝奶信心，以改变行业困境。
信心的恢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望着自家圈里每天都在产奶的200头奶牛，赵澜涛实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奶农账本
4月份一开始，肃宁县梁村镇前白寺村奶牛厂老板赵澜涛就自行中断了与石家庄君乐宝乳业公司的供奶业务。而此前，他托了很多关系，花了很大力气才联系上这家奶企，获得了一份临时供奶订单。
时世艰难，对一位奶农来说，能获得企业供奶订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赵澜涛却又为何主动放弃？原因只有一个，“试供了半个月，一计算发现配送成本太高，几乎没有利润空间。”
根据协议，老赵每天都要向君乐宝送奶。而他牛厂所在的肃宁县距离石家庄200多公里，路上来回就要六七个小时，每天他的送奶车都是奶企众多供奶站中最后到达的，然后又要排队等待检测。“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企业对质量的控制比以往更加严格，繁密的检测程序要耗去大量时间。
车早晨6点多出发，要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能回来，一趟奶送下来，基本上都要耗费20个小时。因此要保持送奶不中断，一个司机送奶显然不够用了，他又请了一个司机，还要专门找个地方给送奶司机休息。
“多请一个人，还要管吃住，路线长了车要多烧油，还有过路费，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钱，利润在这些环节里逐渐被压缩。”老赵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风险来自质量检测，“如果检测没过关，奶还要拉回来，一趟白跑了，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这家奶企收老赵的奶，开出的价格也非常低，每公斤1.5元，而据老赵测算每公斤要两元钱才能保住本。
“这是托关系才获得的订单，现在自己停下来，还没好意思跟朋友说，也不知道该咋说。”他觉得对不起朋友的一片好意。
停止往石家庄送奶后，老赵又折回来给保定的一家隶属于新希望集团的奶企送，每两天送一次，价格是每公斤2.3元。送了两次之后，4月4日，这家奶企奶源部的经理给他打电话说，以后不要送了，理由是奶企现在奶粉积压太多，无法再收购太多的鲜奶。
这样老赵每天一吨多的鲜奶就没有地方送了，一想到这些，他愁得连饭都吃不下。
盈亏的账本
繁荣与萧条的分界线，正是“三聚氰胺”事件。
5年前，老赵在肃宁梁村镇租了60亩地养奶牛，到目前为止，已经投下200多万元资金，现有200多头奶牛，其中能产奶的牛有100头左右，日产奶量1.7吨上下。去年9月前，各大奶企在沧州各地争抢奶源，当时，老赵的奶就送给伊利在定州的收奶基地。给伊利送奶有两大好处，一是收购价高，每公斤 3.2元，是当时周边地区最高的收购价了；二是需求稳定，从来没有被限量或停收，鲜奶保质期短，稳定的收购是奶农最关心的事情。
100头奶牛一个月的产量至少有50吨，按照这个收购价，老赵一个月的鲜奶收入就有16万元。目前老赵的牛厂有4名饲料工，4名挤奶工，1名司机和1名保安，还有两三个不固定的临时短工，加上房租、水电、各方面的损耗，一个月在人工方面的投入不超过3万。
按照喂养要求，一头奶牛每天吃精饲料（50%玉米，25%豆粕，20%麸皮，5%碱、盐、维生素）15～20斤，费用20元左右；每天吃粗饲料（青储饲料）40～50斤，费用5元左右，算下来一头牛一天饲料要25元左右。如加上医药费成本，一头产奶奶牛一天的成本就要30元，这也就说，老赵每个月用在奶牛喂养上的花费大约10万元。
如此算下来，老赵这200头牛一个月的纯利润约为3万元，一头奶牛一年产奶时间大约为10个月，剩下来的两个月是没有产值的空档期，但是喂养成本一分不能少。河北省政府对奶牛的补贴是每头牛一年200元，老赵能拿到4万元补贴用于空档期投入。从奶牛出生后到产奶需要两年的周期，这期间，一头奶牛的一年正常养殖成本大约在3600元，两年下来七八千元。
刨去税收，在年成最好的时候，老赵一年可净赚二三十万。依照这个水平，他也要8至10年才能收回投入成本。
但人算不如天算。“三聚氰胺”事件让奶业陷入巨大的困境中，处在产业链上游像老赵这样的奶农更是雪上加霜。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鲜奶单价也从最高时的3元多直降到现在的2.1元，甚至有些地方只有1.6元，降幅至少有30%。而且奶企明确表示要对各奶站限量收购。由于老赵的奶牛厂日产量比较低，也被伊利的收奶基地给砍掉了。
30%单价降幅，意味着老赵的月收入一下子降到了10万元，这基本上是他维持奶厂运转的最低线，前提还是供奶量能保持稳定不变。但现在这个前提显然也无法满足。
2月份，奶企限量收购对老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期间，他也是想尽了办法，赖着脸往奶企送，或者卖给那些小奶企，甚至私人。最后还有12吨奶没有卖掉，几乎占到全月总量的1/4，又不忍心倒掉，只好拉到一家熟悉的奶企“喷粉”，按照9吨奶“喷”一吨粉的比例，他一共“喷”了1.3吨的奶粉，这是没有商标和监制的奶粉，无法走经销商渠道销售。只好低价卖一些给小乳品企业，自己留着吃一点，再拿一部分放在饲料里喂牛。
老赵将3月份的收入换算成鲜奶价格，大概是每公斤1.15元，远低于每公斤2元的成本，一个月下来就亏掉四五万。按照现在的情形，4月份可能更加糟糕。
从4月份开始，老赵强制性改变奶牛挤奶规律，将过去一天挤奶三次改为一天两次，在奶牛喂养方面也开始减量，就是为了降低奶牛的产奶。明明知道这种做法对奶牛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没办法，总不能看着鲜奶挤出来之后，因为卖不掉而倒掉，那样损失更大。”他说。
出路在哪里？
没有稳定的供奶订单，老赵和他的奶牛厂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拐点，要么扩大产能寻求更大发展，要么就死掉。这是一次抉择，他不愿意选择中间道路，即与别的牛厂合并或被人收购，更不愿意放弃。
但他还是理解奶企现在限量收购的做法。“那么多积压的奶粉销不出去，哪儿还有运转资金来做其他的事情。”老赵掌握的数据是，伊利在定州的基地，去年9月份之前一天收购鲜奶800吨，11月份的时候降到600吨，现在每天连500吨都不到了。
如果按照奶企对供奶户产能的要求，老赵现在的产能至少还要增加40%，也就是还要增加80头能产奶的奶牛。那么80头牛至少要50万元，这笔钱从哪里来？一提到钱，他就有点蔫了。老赵现在的牛圈规模其实就是按照500头存栏量来建的，包括配备的挤奶机，5吨的运奶车和鲜奶低温储存罐。就在半年前，他还想着奶牛量达到500头应该是很快的事情了。“三聚氰胺”事件如同一场飞来横祸，瞬间击碎了他可以看得见的梦想。
他想过让大奶企托管，觉得这是一条自己能接受的路。托管以后，首先是稳定供奶有保障，不像当前，几乎没有奶企与奶站之间签订书面供奶协议。过去鲜奶需求量大的时候，无论多大量的奶都能被奶企收走，大家也不在意有没有合同和协议，来收奶的奶企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奶农更是左右逢源，从来没有出现过纠纷。
现在奶企限量收购了，很多像老赵这样的奶农都失去了供奶订单，“没有合同与协议，你也不能强迫奶企收购吧。”老赵觉得被托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奶企还会直接派驻驻场监管员，这也有利于小区奶站管理水平提升和奶质的保证。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大奶企看来，接管老赵现有规模的养殖厂，需要再派驻监管员，成本太大，他们还是愿意和那些有相当规模的小区奶站合作。
说到底还是要上规模，这就需要大幅增加投入，钱从哪里来呢？老赵不知道自己的奶厂能否度过这轮生死劫。
（应采访对象要求，苏军保为化名）